1943年，八路军电台科长刘长生，因为结婚申请未通过，一气之下，竟带着密码本投靠日军，司令员杨成武大怒：“把宁亚川给我叫来，让他去把刘长生给我抓回来！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取得胜利后，主力部队开始向晋东南地区南下，以巩固战果并扩展抗日根据地。此举不仅展示了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其在复杂战局中灵活调动兵力的能力。然而，这一行动并非仅仅是军事上的转移，更是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步，旨在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长期的民族革命战争。 副师长聂荣臻（后任师政治委员）肩负重任，率领师内的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及地方工作团，共约3000人，深入山西省五台山地区。这片区域地势险峻，山林茂密，为抗日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隐蔽的作战环境。聂荣臻深知，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彻底击败日军，因此，他着手在当地创建抗日根据地，旨在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建立稳固的后方支撑，形成持久战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冀中地区积极推动抗日武装的组织化。红军干部被派往河北，在中共平汉线省委和中共保属省委的领导下，将民众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河北游击军。这一举措有效地整合了零散的抗日力量，增强了整体战斗力，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北军第53军第388旅第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河北省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转型不仅增强了抗日武装的正规化程度，也为地方抗日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开始实施精兵简政，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萧克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在平西地区成立了第11军分区，平北军分区改称第12军分区，冀东军分区则更名为第13军分区，这些军分区直接归晋察冀军区指挥。整编过程中，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加强了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将武装力量划分为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重点强化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主力军编为11个甲种团和21个乙种团，总兵力约6.7万人；地方军则包括30个地区队和县、区游击队等，约2.8万人。整编后的总兵力从1940年底的近11万人逐步减少至1943年的8.4万人，而民兵人数则由1941年底的30万人增加到约40万人，显示出对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视和投入。 1943年，部队再次经历精简整编，主力团被改编为辖4至5个连的小团，北岳区调整为15个团和10个地区队；冀中军区的6个团由于暂时无法返回冀中，分别编入第1、第3、第4、第11军分区序列。北岳区的地区队从3月起陆续返回冀中，投入恢复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警备旅则调归八路军第129师建制。这些调整进一步优化了部队的编制和指挥体系，使得抗日力量更加集中和高效。 1943年的一个夜晚，晋察冀军区指挥部内，一个震惊全军的消息犹如重磅炸弹般炸开了锅。＂报告杨司令，刚刚得到紧急情报，我军电台科长刘长生叛逃投敌，带走了重要的通信密码本和电台频率！＂电话那头的声音略显慌乱，语速飞快。杨成武司令员一瞬间瞪大了眼睛，这个消息太突然，太令人震惊！ 要知道，刘长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可是掌握着八路军通信命脉的电台科长啊！在那个信息传递极度依赖电台的年代，密码本和电台频率就是军队的生命线。这些机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计划和行动安排都将暴露无遗。 那么，刘长生为什么要叛逃呢？原来，几个月前，他曾向组织递交过一份结婚申请，想要娶镇上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为妻。然而，这份申请却被驳回了。当时军中有明文规定，团级以上干部才允许婚配，刘长生虽然官职不低，但终究没达到标准。 刘长生对此非常不满，愤愤不平。 杨成武凝视着烟雾缭绕的指挥部，思绪纷飞。他知道，要解决刘长生叛逃这个棘手问题，光靠常规手段远远不够。这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人选——工兵排长宁亚川。 第二天清晨，宁亚川换上一身便装，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他佯装成因贪污公款被八路军通缉的逃兵，很快便与赵玉昆取得了联系。赵玉昆对这位不速之客颇有戒心，但宁亚川机智应对，很快便打消了他的疑虑。 一天，宁亚川假借庆功宴的名义，邀请赵玉昆和刘长生共饮。酒过三巡，刘长生在醉意中渐渐放松了警惕。宁亚川见时机成熟，灵机一动，提议和刘长生切磋一下拳脚功夫。刘长生酒意正浓，哪里知道这是调虎离山的计策，欣然应允。 两人刚走到营房后，宁亚川突然发难，一个擒拿手便将毫无防备的刘长生制服。刘长生大惊失色，挣扎未果，只能在宁亚川的押解下，踉踉跄跄地上了马车。一路上，刘长生几次试图反抗，但宁亚川的警惕性极高，手中的枪口始终不离刘长生的后心。 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宁亚川终于把刘长生押解到了晋察冀军区。 在延安，刘长生受到了公正的审判，最终因叛国罪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