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为劳改中的母亲求情，毛主席在得知情况后迅速给予批准，并指示周总理亲自处理此事。
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广阔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曾宪植正式成为其中一员，标志着她人生旅程的新篇章。与叶剑英的结合，不仅是两颗革命心灵的契合，更是在动荡时代中共同肩负起国家与民族的重任。婚后的生活原本有着明确的规划，党组织安排曾氏随夫前往苏联深造，以增强革命力量。然而，因留学生人数已达上限，曾宪植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名额，将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这一举动展现了她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未能赴苏联的曾宪植被重新派往国内，入读华南大学，继续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然而，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使她的学业生活戛然而止。她不幸被捕，命悬一线。幸运的是，地下党及时展开救援，成功将她从牢狱中解救出来。深感国内局势的险恶，曾宪植毅然决然地选择独自前往日本继续求学，期望在异国他乡寻找新的革命契机。然而，日本政府对在日中国革命活动的严厉打压，使她再次陷入危险。她的家族背景显赫，作为曾国藩的后代，这一身份在日本引起了不同的对待，最终帮助她逃脱了迫害。 1931年，曾宪植返回祖国，得以与丈夫叶剑英重聚。在中央的指示下，夫妻俩计划前往中共苏区，共同投身革命事业。然而，曾宪植的美貌引发了上级的担忧，担心她在经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时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最终决定让她暂时留在香港，夫妻再次分离。她的二次赴港不仅是对家庭的负责，更是对革命事业的深沉考虑。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被调往武汉，加入新华日报的工作，为宣传革命理念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此同时，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执行重要任务。夫妻俩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奋斗，直到1938年初，曾宪植怀孕，决定第三次前往香港。十月，她在香港迎来了唯一的孩子，为革命家庭增添了新的希望。 次年，出于对家庭和革命事业的双重考量，曾宪植将未满周岁的儿子辗转送回湖南湘乡的老家荷叶大夫第，独自前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她在南岳游击训练班任教官的叶剑英忙于培养新一代革命战士，而她则在大夫第看望儿子，确保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这段时间，她深知战争与革命对家庭的巨大冲击，但她依然坚守信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革命者的责任与担当。1950年，儿子叶选宁终于被接到北京，结束了在荷叶长达十一年的岁月，得到了良好的家塾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凭借着在革命时期的卓越贡献，被任命为中国妇女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她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 那时，叶选宁是曾宪植身边唯一的亲人。母子两人相依为命，生活虽然清贫，但却其乐融融。曾宪植一边工作，一边悉心照料着儿子的生活起居，叶选宁也非常懂事，从不让母亲操心。 然而，好景不长。 特殊时期，曾宪植和叶选宁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母子二人平静的生活。 在改造的日子里，曾宪植饱受煎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叶选宁也在劳动中不慎受伤，落下了右臂残疾。年迈的母亲和伤残的儿子，在艰苦的环境中相互扶持，度过了难熬的岁月。 叶选宁在获得释放后，第一时间去看望久未谋面的母亲。当他见到昔日意气风发的母亲已是满面沧桑，蜷缩在简陋的房间一角时，不禁潸然泪下。 曾宪植见到儿子终于来看自己，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她深知儿子受了不少苦，却也无力安慰，只能轻抚着儿子受伤的手臂，无声地流泪。 叶选宁心疼母亲的遭遇，决心要让母亲重返北京，安度晚年。他提笔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恳请能让母亲离开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养老。 叶选宁在信中对母亲的革命事迹做了简要的介绍，希望党和国家能对他们家的特殊情况给予关照。他在信末饱含深情地写道:＂我的母亲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辈子，如今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恳请主席和党组织能够帮助她回到北京，让她安享晚年。＂ 毛主席收到信后，非常重视此事。他立即指示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要亲自过问曾宪植的事宜。周总理接到指示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妥善安置曾宪植的生活。大家一致认为，曾宪植是党和国家的功臣，理应得到最好的照顾。 经过周密的安排，曾宪植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当她踏上久违的故土时，热泪盈眶。她没想到，在这个物是人非的年代，竟然还有人记得自己的付出和牺牲。回京后，曾宪植虽已年过古稀，但仍然希望能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再次出任全国妇联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奉献自己的一切。 从曾宪植的生活轨迹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如何在家国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艰难险阻中坚持信念。她的智慧与勇气，不仅帮助她在多次危机中化险为夷，也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奉献精神和无私行为，深刻地影响了身边的人，也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