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作家“老舍”被妻子举报，随即便被一伙人抓走，黄昏时，他满身伤痕，跛着脚回家，可无论他敲了多少次门，妻子就是不应。老舍在黑夜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最终绝望地跳入了湖里。
老舍出生之年即遭遇历史的大变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场战争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他的父亲，当时任职于护卫军并守卫着正阳门，不幸在与日本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家庭的悲剧并未结束于战争。父亲的去世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老舍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在这种困境中，老 舍的母亲曾希望他能接受教育，但学费的负担和对孩子可能遭受欺负的担忧让这个念头变得奢侈。
1908年，老舍得到了满清贵族刘寿绵的资助，这才有机会进入私塾学习。这段经历是老舍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
刘寿绵的慷慨援助不仅让老舍得以学习，也给予了他人生的启示。刘寿绵后来的生活转折，包括他财产的丧失和最终出家，更是对老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3年，老舍考入京师第三中学，但不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他的教育之路在经济的重压下显得曲折，但他于1918年顺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刘寿绵继续支持他，尽管刘寿绵自身财产已大半流失。
1924年秋，他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担任华语讲师，教授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古典文学。
在伦敦期间，老舍利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英国文学作品，并启动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1930年至1937年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这段期间，中国内部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国家陷入一片惨状。
这些经历促使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在其中首次描绘了共产党人的形象，通过文学表达了对受侵略苦难中国同胞的深切同情。
1936年，他创作了代表作之一的《骆驼祥子》，描绘了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的生活与挣扎，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艰苦与奋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济南。老舍在沦陷前夕离开了济南，独自前往武汉参加抗战。
在武汉，他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工作，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随文协迁至重庆，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老舍致力于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支援抗日。
他的作品，如《剑北篇》、话剧《残雾》、《抗战文艺》及文艺作品集《三四一》，都以团结抗日为主题，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他还亲自到各地了解和推动抗日宣传工作，通过演讲和文艺活动增强了民众的抗战意志。
抗战胜利后，老舍撰写了长篇回忆录《八方风雨》，详细记录了他八年的抗战生活。1946年，他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并在美期间完成了另一代表作《四世同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回国，继续在文艺和教育领域担任多个重要职务。
1956年，老舍完成了他的另一代表作话剧《茶馆》，该剧通过一家老茶馆的兴衰，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风云。
1962年，一场政治风波的风暴渐渐汇聚，多部文艺作品受到批判，老舍也不得不中止了《红旗当下》的创作。1965年春，老舍带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从这次访问中收获了丰富的灵感和体验。
归国后，他撰写了《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一篇长篇散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分享他的见闻和感悟，然而，这篇文章未获得发表的许可，老舍被迫停止了写作活动。
此后，老舍尝试通过参与文艺工作队来继续他的创作生涯，计划通过写快板书和相声来宣传计划生育和科学种田等国家政策，但这些尝试也未得到批准。
1966年春，老舍前往北京郊区的顺义县陈各庄，该地以养猪闻名。在与当地农民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写下了关于科学养猪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这成了他最后一篇得以公开发表的作品。
1966年8月23日，尽管身体不适，老舍仍前往北京市文联。当天下午，他遭受严重的侮辱和殴打。
随后老舍被妻子举报，随即便被一伙人抓走，黄昏时，他满身伤痕，跛着脚回家，可无论他敲了多少次门，妻子就是不应。
老舍在黑夜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最终绝望地跳入了湖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7岁。
老舍的死因被描述为“自绝于人民”，因此，他的骨灰没有被保存。
1968年，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评选中获得了最多票数。
然而，由于评选时他已逝世，诺贝尔委员会重新评选其他候选人，最终奖项授予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1978年，老舍恢复了其“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