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轻漂亮的国军团长妻子陈愉照顾丈夫住院期间，惨被6名国民党军官轮奸数小时。事后，院方劝她私了：“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都生两娃了，何必计较！”此惊天丑闻一度轰动全国，惊动了蒋介石并下令严查，成为民国大案之一。 民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分明，权贵与平民的生活天差地别。出生于军官家庭的陈愉，自小便沐浴在权势的光环之下。与一般富家小姐不同，陈愉接受了较为进步的新式教育，这让她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女性权益的基本认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愉嫁给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上校团长楼将亮。这桩婚事可谓门当户对，两人婚后感情和睦，生活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陈愉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随着这位权势人物的离世，陈家的地位急转直下。曾经趋之若鹜的亲友纷纷疏远，家族的经济来源也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陈愉一家正努力适应新生活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楼将亮不幸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宣判了死刑。为了接受治疗，楼将亮不得不从部队退下来，住进武汉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内科进行长期治疗。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又少了丈夫的经济支持，陈愉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照顾病重的丈夫，她辞退了家中仅剩的保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同住进了医院。 陈愉居住的是内科11号病房，而在斜对面的17号病房中住着六个男人。其中四人是国民党军官，另外两人分别是汉口市督察局的工作人员和武汉某大学的学生。陈愉的美貌引起了17号病房这些人的注意。他们开始频繁地在医院走廊上＂偶遇＂陈愉，甚至多次出言调戏。面对这些骚扰，陈愉从未示弱，每次都严词拒绝，然而这些无赖却乐此不疲。 1948年9月9日深夜，当陈愉提着热水壶经过17号病房时，崔博文和另一名叫凌志同的男子突然冲出，用毛巾捂住了她的嘴，将她拖入了房间。房门从内锁上，陈愉在这间密闭的空间里遭受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凌辱和侵犯。六个男人轮番施暴，使这位年轻美丽的军官妻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当噩梦结束后，陈愉几乎崩溃。她想到了自杀，但作为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明白自己不能就此放弃。怀着对公正的渴望，陈愉首先向医院院方反映了自己遭受的不幸。然而，令她失望的是，院长非但没有给予同情与支持，反而表现出了暧昧的态度。 院长建议陈愉接受对方的赔偿和道歉，将这件事私下解决，避免公开处理。更令人气愤的是，医院的训导长竟然直接对陈愉说，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何必为此事如此纠缠。 当陈愉愤然离开院长办公室，表示要向军法处投诉时，院长甚至以楼将亮的病情和孩子的照顾问题来威胁她。无奈之下，陈愉只好将真相告诉了丈夫楼将亮。听闻此事，楼将亮愤怒至极，当场口吐鲜血，并坚持要妻子一定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在丈夫的支持下，陈愉第二天前往另一家医院做了伤情鉴定，随后向军法处提交了控告。同时，她还向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等多个社会组织寻求帮助。 然而，陈愉的举报行动也引来了强大的反扑。崔博文等人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开始对陈愉进行各种威胁和打击报复。在各种谣言的影响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指责陈愉不守妇道。更为严重的是，就在案件调查期间，陈愉的大儿子突然失踪。所幸四天后，警方找回了受到惊吓的孩子。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武汉市妇女联合会仍然坚定地支持着陈愉。他们通过电报直接将此事告知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让陈愉的遭遇得到广泛报道。这一事件很快在武汉乃至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引起了包括华中地区总司令白崇禧在内的高层注意。 在舆论压力下，白崇禧下令逮捕了崔博文等六人。但案件的进展却十分缓慢，直到陈愉遭受侵犯12天后，犯罪者才被关进看守所。即使如此，他们仍不认罪，反而狼狈为奸，互相串供。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伪造医院证明，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这一做法激起了广泛的民愤，但相关部门却无动于衷。 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亲自发出电报，要求查明事实，严惩罪犯。这封电报的威力不容小觑，使得武汉的国民党高官不敢再继续包庇犯罪者。尽管如此，案件仍然没有明显进展，直到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要求三日内判决呈报。 在蒋介石的强力干预下，案件终于有了结果：崔博文等四名国民党军人被判处死刑，案件上报国防部审批；另外两名非军人身份的犯罪者则交由武汉当地法院审判。 然而，判决结果出来后，死刑却迟迟未执行。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仍在努力保全这几名犯罪者，利用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岌岌可危的混乱局势，试图让他们逃脱惩罚。 直到1949年3月22日，蒋介石下台后，在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参议员催促下，白崇禧才下达了执行命令。第二天，崔博文等四人在法场被枪决，而另外两人则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