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官二代胡晓阳经公审被判处死刑，其父是赫赫有名的大功臣，曾担当上海市委书记。
1986年，中国社会秩序大背景下，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上海市委书记之子、官二代胡晓阳，被判处极刑。学生时代，胡晓阳愈发嚣张，他在学校横行霸道，经常打架斗殴，把校园当做自己称王称霸的地盘。他拉帮结伙，收罗一群违纪学生，自诩是＂老大＂，带领他们欺凌同学、对抗老师。这个目无法纪的不良少年，在学校里已是臭名昭著，但在他父母的权势下，老师们也对他无可奈何。 成年之后，胡晓阳更加肆无忌惮。他与一帮狐朋狗友伙同作案，专门诱骗年轻女性，事后再威胁她们就范。一个名叫小美的女孩，就惨遭他的毒手。小美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被胡晓阳花言巧语哄骗，最终落入他的魔掌，惨遭凌辱。事后，胡晓阳恶人先告状，反咬小美勾引于他，并以此要挟小美就范。 犯下如此肮脏罪行的胡晓阳却仍自以为安然无恙。他狂妄自大，自诩红二代，持续在上海作恶，伙同他人强奸妇女，最终侵犯了50多名无辜女性。在他眼中，自己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太子＂，没有人敢动得了他一根汗毛。 1983年，中国正处在严打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如火如荼。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初见曙光的同时，社会治安问题也日益突出。为巩固改革成果、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中共中央果断发起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对危害社会安全的重罪分子施以极刑，并将审判期限从法定的十天缩短为三天，以确保案件迅速处理。如此高压政策在当时被视为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措施，其出发点是“保障最多数人的安全”，以政治专制手段应对复杂局势。 当时，甚至因微不足道的盗窃或“流氓”行为，都可能面临极端刑罚。个别案件中，偷窃仅一元钱就可能被判处死刑，甚至有因与多人发生不当性关系而获死刑判决的例子。这种运动不仅针对一般刑事犯罪，还将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文革”遗留的混乱势力一并纳入打击范围。与此同时，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迅速改编为武装警察，并接受特种训练，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边内外安全。文件中提出，政法、军事、党委要紧密配合，确保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犯罪分子的清剿，体现出在动荡局面下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极端重视。 就在这时，上海警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揭发了胡晓阳的种种罪行。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很快就掌握了胡晓阳罪行的确凿证据。 当警察找到胡晓阳时，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反而恶人先告状，诬陷那些女性勾引于他。面对警方的盘问，他态度倨傲，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罪行。他不可一世地宣称:＂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爸是上海市委书记，你们动不了我！＂ 然而，胡晓阳高估了自己的能量。胡晓阳的父亲是胡立教，1914年12月诞生于江西吉安的这位革命者，从少年时代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敏锐和组织才能。1928年，他加入共青团，在家乡担任少先队长、儿童团长和团支部书记，不仅负责青少年思想教育，更初次参与革命组织工作。1930年，他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迅速被委以重任，出任赣西南少先队中路部的副指挥和指挥，在红三军教导队接受培训，并担任政治部宣传员、特务团分队长以及二连副政治委员，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1931年至1932年间，他在中央红军总部无线电班求学，专注于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掌握。在苏区，他曾先后担任电台报务员，在红四军和红三军的电台中传递指令，为红军总司令部保持了高效联络，其技术才能和责任意识备受推崇。进入1932年，他步入中央军委第二科工作，先后任报务主任、第二局三科科长和二局副局长，同时还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训练，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表现出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1937年至1941年，新四军时期，他在司令部内担任参谋处第三科科长和电台总队队长，同时负责“三山办公室”的各项工作。皖南事变突围后，他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副主任，表现出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守纪律和灵活应变的非凡胆识。1941年至1945年间，他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调研室主任，深入调查研究革命形势，为党内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显示出政治敏锐性和战略眼光。 战后，他在1945年至1949年间转战华东局，先后担任情报处处长、社会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以及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多项职务交织体现出其全方位的政治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4年，他在华东局组织部及纪律检查系统中屡次担纲要职，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为新中国政治体制建设贡献了力量。他以为依仗父亲的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检察机关依法对胡晓阳提起公诉，法院受理了此案。 胡晓阳的丑行在法庭上暴露无遗。铁一般的证据、受害者的控诉，让他百口莫辩。合议庭当庭宣判，胡晓阳犯有多项强奸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严重，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