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请求上海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

1949年，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请求上海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不料，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

1946年3月，抗日战争胜利几个月后，一位来自广东蕉岭乡下的中年农妇，卖掉了部分田产，打包行李，带着四个孩子来到汕头。她计划从这里坐船前往上海，去祭拜已故的丈夫。她的丈夫在1941年牺牲于上海，而她自己原本是上海的名门闺秀，十年前因不想让丈夫分心，带着孩子回到丈夫的家乡广东。

经过一番打听，她才知道自己手中的钱不足以购买五张船票。作为母亲，她感到有些自责和为难，但她依然不想让孩子们失望。于是，她决定向轮船公司说明情况，虽然心中有些羞愧，但还是报出了丈夫的名字。轮船公司经理听后，显然认识她丈夫的名字。她的丈夫是一个令所有广东人骄傲的抗日英雄，于是公司决定免除她和孩子们的船票费用及食宿。很快，她和孩子们便顺利前往上海，这也是她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这个物是人非的故乡。

到达上海后，她首先祭拜了丈夫的坟墓，随后得知丈夫的旧部还有很多人留在上海。她也希望能够见见这些故人，了解丈夫最后几年的情况。于是，她联系了一名记者，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这一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反响，第二天，一些孤军战士便找到了她，邀请她和孩子们前往海宁路的一座三层楼房租住。

原来，这座楼房之前住的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许多大员争相占据敌产，而这座房子被一些回沪的孤军战士夺取，他们急需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于是，这个家庭便在二楼安顿下来，而三楼则被隔成多个小房间，住着那些孤军战士。当时，上海的孤军幸存者大约有五六十人，后来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上百人。

1949年，上海市政府收到了一封请求信，信是一位名叫凌维诚的女士所写。她在信中提到自己是已故抗日英雄谢晋元的遗孀，恳请政府能够给予一处房产，不仅解决自己一家的居住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安置一些特殊的群体。这个请求很快就送到了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案头。

陈毅在看完这封信后立即作出批示。然而，当凌维诚搬入这座房子时，却带来了一群意想不到的住客。这些都是年轻的男子，虽然年纪不大，但个个身上都带着伤。他们衣着朴素，神情憔悴，显然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这些人的出现，在周围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很快，466号就住满了人。这些年轻人大多沉默寡言，但在整理房屋时却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打扫卫生、修缮房屋，将这座略显破旧的建筑一点点收拾得整洁温馨。渐渐地，邻里们发现，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守规矩，从不与人起冲突，反而经常主动帮助附近的居民。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当年谢晋元率领的五二四团一营的战士。他们中有的是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负伤的老兵，有的是后来在其他战役中追随谢晋元作战的战友。战后，这些失去连队的军人在上海街头流浪，直到凌维诚找到了他们。

466号逐渐成为了这些老兵的安身之所。白天，有的人外出工作，有的人在家休养。入夜后，屋内常常传出低声的交谈，他们在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也在谈论和平年代的生活。凌维诚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给大家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粥。

1925年，谢晋元在目睹了“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和“沙基惨案”中帝国主义的暴行后，决心放弃中山大学的学业，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他首先加入了步兵科，后来转入政治科，并成为政治大队第三队的学生。1926年，由于北伐在即，部队急需基层军官，谢晋元提前毕业参战，并被分配到第十四师担任排长。他参加了福建的作战，并很快晋升为连长。

1927年，谢晋元在参加黄埔同学婚礼时遇到了凌维诚。谢晋元是新郎的好友，凌维诚是新娘的好友，两人分别担任伴郎和伴娘。通过这对新人的牵线搭桥，谢晋元和凌维诚于1929年9月在汉口大华饭店顶楼大礼堂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合，按今天的标准看，可以说是“白富美”嫁给了“凤凰男”。

随着1936年日寇侵华的战火蔓延，担任88师中校参谋的谢晋元感到上海大战迫在眉睫，决定将有孕在身的妻子和孩子们送回广东老家。起初，凌维诚并不同意，但谢晋元安慰她说：“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虽然老家艰苦，但相对安全，再者，我父母年纪已大，你可替我尽孝。等到胜利那天，我马上接你们回上海。”然而，这一别，却成了生死永别。

从前是上海名门闺秀的凌维诚，在广东的穷乡僻壤艰难生活，脱下旗袍和皮鞋，开始下地播种、挑粪，用自己娇嫩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家。每天劳作之后，她腰酸腿麻，心悸头晕，夜深人静时，她总是难以入眠，看着熟睡的孩子们，泪水止不住地流下。她不想让年迈的公婆看到自己的痛苦，只能强忍着。

随着两岸关系缓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通过台湾转道香港，前往大陆探亲私访。有人得知谢晋元的遗孀和子女仍然生活在上海，便特意前来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