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原配好！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再婚生子，晚年时的廖静文，提起她的再婚，总是忍不住哽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提到徐悲鸿，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擅长的马画。他的画风奔放，马匹栩栩如生，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然而，与事业的辉煌相比，徐悲鸿的感情生活却充满了波折。他一生多情，曾爱上过自己的女学生，最终引发了与妻子蒋碧薇的巨大冲突。蒋碧薇愤怒之下提出离婚，并要求了一笔巨额分手费：100万元现金、100幅徐悲鸿亲自创作的画作、以及丈夫珍藏的40幅古画。此外，她还要求每月4万元的生活费，并将孩子带走。此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社会的焦点。
作为一位艺术家，徐悲鸿一生深受任伯年影响，他尊敬任伯年，并认为自己是任伯年的“后身”。他出生的那一天恰好是任伯年去世的日子，这一巧合让徐悲鸿对这位大师充满崇拜。由于生活拮据，徐悲鸿常常不得不通过交换的方式来获得任伯年的作品，而非直接购买。他最初每三四张自己的画作才能交换到任伯年的一幅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四十年代，他仅用一张自己的画就能换取任伯年的作品。
1929年，徐悲鸿由蔡元培引荐，成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上任后，徐悲鸿力图改变北平画坛的风气，他聘请了齐白石担任教授。当时的北平画坛存在严重的保守势力，大家主要推崇模仿古人，很少有人敢于创新。齐白石本是一个木匠，画风独特，充满了大胆创新的精神。
徐悲鸿上任后，特意乘坐四轮马车前往齐白石家中，向他表达诚挚的邀请。齐白石听后感动至深，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木匠，怎么敢到高等学府当教授。徐悲鸿却笑道：“您不仅可以教授我徐悲鸿的学生，您还能教我徐悲鸿本人啊！”他说道，“齐先生，我徐某正要借您这把斧子，来砍砍北平画坛上的枯枝朽木！”
北京的深秋，徐悲鸿纪念馆内游人寥寥。年迈的廖静文坐在展厅的长椅上，目光久久停留在墙上那幅《奔马图》前。她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来到纪念馆，静静地凝视着这些熟悉的画作，仿佛透过这些笔触，又回到了从前的岁月。
有记者来采访她时问起再婚的往事，廖静文的眼眶瞬间湿润。她摇着头，声音微微颤抖地说，还是原配好！那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始终不曾离开展厅里的画作。在她心里，徐悲鸿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她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伴侣。
1931年，年仅18岁的廖静文在重庆与徐悲鸿相识。那时的徐悲鸿已是蜚声艺坛的名家，但在廖静文眼中，他更像是一位谦和的长者。两人相识之初，徐悲鸿就向她展示了自己的画作和收藏，为她讲解中西方艺术的异同。在相处的日子里，廖静文渐渐被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人格魅力所打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悲鸿带着廖静文辗转来到新加坡。在那里，她不仅是徐悲鸿的妻子，更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每当徐悲鸿作画，她都会在一旁帮忙研墨、铺纸。有时徐悲鸿忙于创作，她就负责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让徐悲鸿能够专心投入艺术创作。
战后回到北京，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工作愈发繁忙。廖静文除了照顾家庭，还要协助徐悲鸿处理公务，整理画作。她亲眼见证了徐悲鸿如何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奔走操劳，也深深体会到了这位艺术家对祖国美术事业的赤诚热爱。
徐悲鸿在1919年到1927年的学习期间，游历了西欧的多个国家，深入研究西方美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博物馆中，他被历代大师的作品深深震撼，激动不已。期间，徐悲鸿不仅临摹了大量名作，还画了许多习作。
他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书籍和资料，结果几度捉襟见肘，面临生活困难。为了筹集资金，他曾中途返回新加坡和上海，但尽管如此，他的经济状况依旧没有好转，最终只得再次前往新加坡。不久后，徐悲鸿接到消息，妻子蒋碧薇怀孕，这一消息意味着他长达八九年的留学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
1939年，徐悲鸿来到新加坡举办了一场筹赈作品展览会。展览上，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还收集了大量画作进行义卖。捐款者只需捐赠100法币，便可获得徐悲鸿的作品一幅；捐赠200法币，则可指定画作内容，由徐悲鸿亲自创作。这场展览从早到晚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众，甚至据说当时新加坡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个人参观过徐悲鸿的画展。
展览最终筹得15398元9角5分法币，徐悲鸿毫不保留地将这笔款项捐赠给了祖国，用于抚养广西抗日第五路军阵亡烈士的遗孤。1940年，他又前往印度讲学，并在此地再次开展筹赈活动，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的画展顺利举办，并将筹得的款项再次捐赠给祖国。
1937年底，徐悲鸿以接近万元的巨款，再加上七幅自己的作品，从一位德籍人士手中购得一幅唐代《八十七神仙卷》。一天，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徐悲鸿与其他人一起跑入了防空洞。警报解除后，他回到住所，却发现门锁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以及他另外30多幅作品都不翼而飞。失去这幅国宝级的画作，让徐悲鸿痛心不已，他的血压骤然升高，最终不得不住院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