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张作霖带着护卫队，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营口县大高坎镇，寻找一个寡妇。见到这名女子，张作霖二话不说，跪下磕了三个头。
张作霖在历史上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杰出人物，他的个性可以用重情重义、豪爽大气来形容。正是在这样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决心下，他从一个无学历、无金钱、无背景的穷小子崛起，并最终坐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
1916年，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东北奉天省督军署的高级顾问，并兼任全省警务处处长以及奉天警察厅厅长。王永江的背景并不显赫，他早年因一些原因曾被张作霖冷落，甚至愤而写诗讽刺张作霖。这首诗中写道：“士元竞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这首诗直接戳中了张作霖不喜欢知识分子的短处，表现了他当时对张作霖的不满。然而，张作霖作为一位枭雄，气度非凡，不仅没有因为王永江的讽刺而心生怨恨，反而在认识到王永江的能力后，毫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决定重用他。
张作霖这种胸怀宽广、不计前嫌的气度，在他的人事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毫不保留地将东北地区的警务工作交给了王永江，赋予他巨大的权力，包括财权、人事权以及临时主官的权限。正是得到了张作霖的全力支持，王永江才能够放开手脚进行全面改革，推动东北地区警务的现代化进程。
王永江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警察系统的现代化，他模仿西方的做法，设立了近代警官学校，并借鉴了日本的先进经验，建立了更为高效的警察管理制度。通过这些改革，东北地区的警察体系迅速超越了中国其他地方，成为了全国最为先进和高效的警察管理体系之一。东北的警察建设不仅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也使得东北在众多军阀之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东北的深秋，层林尽染，一队马车缓缓驶入营口县大高坎镇。马蹄声惊动了镇上的居民，他们纷纷探头张望，只见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护卫簇拥着一位身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街边的老人认出来了，这不是当朝的奉系最高统领、威名赫赫的＂东北王＂张作霖吗？
一行人在镇子中央停了下来。张作霖从马车上下来，向随行的侍从询问路径。虽说已经三十年未到此地，但大高坎镇的街巷轮廓依稀可辨。穿过几条泥泞的小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出现在眼前。这里便是他此行的目的地。
院门前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张作霖示意护卫让开一条路，自己快步走到院门前。此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走出来。她就是当年救助过张作霖的孙寡妇。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那份慈祥依旧如故。
众目睽睽之下，堂堂东北王不顾身份地位，二话不说跪在了泥地上，向孙寡妇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这一幕令在场所有人震惊不已。从未有人见过权倾一方的张作霖如此放下身段，向一个普通寡妇行此大礼。
孙寡妇连忙上前要搀扶，张作霖却坚持要完成这三个头。待起身时，他的前襟已沾满泥土，但脸上却洋溢着欣慰的笑容。三十年前，孙寡妇不仅收留了张作霖，还为他安排了住处，让他在自家干些零活。每当张作霖在外找不到活计时，都可以回到孙寡妇家吃顿热饭。这份善意对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年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早年，他在山上做土匪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开始渴望像梁山好汉一样被朝廷招安，但由于缺乏门路，他决定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有一天，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途经某地，张作霖便派人将他们劫持，并好吃好喝地款待。
张作霖巧妙地流露出自己为匪的无奈，随行人员看到后，劝他接受朝廷的招抚，并且告知他劫持的就是增祺的家眷。张作霖表现得极为恭敬，并亲自向增太太请罪。增太太被他的态度打动，最终促成了他被招安的事宜。经过这一番自导自演，张作霖成功进入了清朝的巡防营，开始了他在军事上的仕途。
结婚后，张作霖和妻子住在岳父家所在的赵家庙。当时，附近的土匪横行，张作霖常常为土匪们医马，这使得富户们对他心生恐惧。最终，赵家庙的土财主李老恒忍不住向当地的县衙告发，说张作霖和土匪有勾结。这个举报让张作霖被官府抓了起来，经历了一番皮肉之苦，最后因查无实据被释放。
时光流转，几年后，张作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奉天督军，掌握了东北一省的权力，麾下有着一支强悍的军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官。张作霖回到家乡赵家庙时，曾经诬陷他的李老恒吓得够呛，带着妻子前去拜见，诚恳地请求原谅。面对李老恒的愧疚，张作霖大笑着说：“我张作霖记恩不记仇，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他甚至还慷慨解囊，给了李老恒夫妇二百大洋，让他们好好度日。
他对待曾经重用并依赖的王永江和杨宇霆，一直保持着尊重和温和的态度。尽管他脾气火爆，经常骂人，但对这两人从未有过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时，张作霖不小心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立刻站起来质问他，张作霖赶紧作揖赔罪，说这只是自己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并无恶意。这一幕被胡适听到后，赞叹道：“这个故事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