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广东女孩凌宝儿的父亲被打倒入狱，她冒险越境往香港谋生。在香港无亲

1957年反右，广东女孩凌宝儿的父亲被打倒入狱，她冒险越境往香港谋生。在香港无亲无故，她嫁给贫民周驿尚，生下两女一子。没几年丈夫出轨，她带着三个孩子尝尽辛酸。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的凌宝儿，为了让孩子以后出人头地，引用《滕王阁序》里的“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一句，给儿子取了个俊俏名字一周星驰。

周星驰的喜剧风格，不仅是他创作的标志，也与他的成长经历和内心的挣扎息息相关。1982年，20岁的周星驰在无线电视的艺人考试中落榜。与他一同面试的同学在出道后便成为了主角，而周星驰却只是一个在影视剧中出镜几秒，便被梅超风轻松击败的小角色。尽管如此，周星驰并未放弃，他在这一瞬间的表演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甚至在自己被打死之前用力地喊了一声“啊”，他设计了这一层次感的表演，试图让自己的存在不被忽视。

尽管这一经历一直是他心底的痛，但也正是这种经历塑造了他后来的性格和艺术风格。周星驰的幽默看似无厘头，实则深藏着一种对自卑的自我消解。他通过喜剧这种形式，用笑容遮掩内心的脆弱和不安。当柴静曾问他是否因执着演戏而被人嘲笑时，他坚决地回答：“没有”。然而，他的表情中掩饰不住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这种复杂的情感，常常在他电影中的笑与泪之间交织，让人难以分辨到底是笑还是哭。

周星驰的电影语言正是这种情感的具象化，他的喜剧本质上往往也带有悲剧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喜剧的本质是悲剧”。这一点，随着他不断走向国际舞台而愈发显得明显。1999年，周星驰凭借自导自演的《喜剧之王》在香港取得了年度票房冠军，并且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好评。这部电影不仅被法国戛纳电影节选为闭幕影片，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十佳电影之一。

在香港一所普通小学的课堂上，七岁的周星驰正在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他清朗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雄州雾列，俊采星驰。＂这个名字里藏着的期望，正是他母亲凌宝儿对他未来的所有寄托。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位知识女性用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名字，为儿子打开了通往未来的一扇窗。

在香港狭小的居室里，凌宝儿每天都要面对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是1960年代的香港，移民潮涌动，街边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贫富差距却如同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楼宇一般鲜明对比。

作为一个没有香港身份的单亲妈妈，凌宝儿能做的选择很有限。所幸她在广州师范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成为了她在异乡立足的唯一依靠。补习班的工作虽然收入微薄，但至少能保证一家人温饱，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坚持她对教育的理想。

在教导其他孩子的同时，凌宝儿更加重视自己孩子的学习。她省吃俭用，把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每天晚上，在昏暗的台灯下，她总是耐心地检查孩子们的功课，教他们认字读书。虽然居住条件简陋，但书籍却一直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香港的生活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但凌宝儿仍坚持每周带孩子们去一次图书馆。在那里，她常常给孩子们讲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故事。特别是对小星驰，她总是反复解释他名字的来源：《滕王阁序》中＂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的典故，希望他能像故事中描写的那样，成为人中俊才。

黄霑，一位深知娱乐圈内虚伪做派的香港文人，对周星驰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曾说，自己最喜欢去片场看周星驰拍戏，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在他的电影中，能看到欢乐和悲伤两种情感的极端碰撞。周星驰的喜剧风格，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情感和生活哲学展现了出来。

对于这种特质，周星驰自己有过一些思考。他曾提到，自己很推崇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的表现，那位流浪汉穷困潦倒到只能用皮鞋充饥的情节，虽然滑稽，但背后却充满了深刻的悲凉感。这种看似搞笑的情节，实际上充满了伤感，这正是周星驰作品中的特点之一。然而，他并不擅长将这些感受理论化。

在《大话西游》在内地再度走红时，许多高校的学生将他称作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大师”。当有观众向他提问这一概念时，周星驰的回答却颇为朴实。他沉思片刻，承认自己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理论，尽管他也曾与吴孟达一起讨论过电影为何会再次流行，但依然没有找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答案。

香港知识分子梁文道对此给出了一种解读，他认为，周星驰电影中的角色，往往在面对命运的压力时，展现了自嘲的精神，这种自嘲跨越了阶层，能够在广泛的观众群体中引发共鸣。与此同时，这些小人物也并非一味沉沦，他们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正如“蜗牛精神”一般，即使在绝望中依然保持希望。这种对生活的坚持，形成了周星驰电影中独有的“笑中带泪”的情感张力。

周星驰一直坚守着一条不可触犯的底线，那就是“爱国”。无论面对什么诱惑，他都不会妥协。《食神》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选为观摩影片，之后美国福克斯公司有意将其翻拍。他们请周星驰来执导，但要求将片中的中国美食改成西餐，这让周星驰愤怒至极，他坚决表示：“电影里必须是中国菜，功夫一定要是中国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