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青岛游泳，不慎得了重感冒，吃药后许久不见好转，有位同志就求助一位老中医，希望他给主席看病，但不料老中医说：“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否则我不写药方！” 1957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滩热闹非凡。毛主席正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参加党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的一天，工作繁忙的毛主席抽空来到了海水浴场，想要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游泳能使大脑放松，其他如药物、散步、观剧和舞蹈则不能。游泳需专注，否则便会下沉或呛水。＂毛主席曾这样解释他对游泳的热爱。 这一次，他换上泳装，如往常一样畅快地投入大海的怀抱。然而，这次畅游后，六十多岁的毛主席却不幸患上了感冒。起初或许只是小小的不适，但很快症状加重成了重感冒。他咳嗽不止，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影响。 毛主席的随行保健医生立即采取了西药治疗，希望能够尽快调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连续服用了几剂西药后，毛主席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依然咳嗽难停。 面对这种情况，时任山东省书记的舒同站了出来，向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推荐了一位当地的名医——刘惠民老中医。 ＂刘惠民医术精湛，是我们山东的宝贝。＂舒同向保健医生介绍道。 保健医生对这位老中医并不陌生，他知道刘惠民的大名，但却对他常用的＂以毒攻毒＂治疗手段心存顾虑。毕竟，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关系重大，不能有丝毫闪失。 在舒同的联系下，刘惠民来到了毛主席住处。这位1916年就投身于村内李步鳌中医门下的老中医，经过对毛主席病情的仔细查看后，既松了一口气，又不免忐忑起来。 看着保健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关切的目光，刘惠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他的眉头紧锁，思考再三后，坚定地表示毛主席的病情并不严峻，他有信心开几副方剂让毛主席恢复健康。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位在20世纪20年代曾远赴沈阳在张锡纯创立的＂奉天立达中医院＂深造的名医，却提出了三个看似奇怪的条件： ＂第一，给毛主席的药方必须舒同书记的夫人亲自和我去药房抓药。＂刘惠民伸出一根手指，神情严肃。 ＂第二，抓的药需要舒同书记的夫人亲自煎。＂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三，必须让舒同书记的夫人亲自看着毛主席服药。＂最后，他伸出第三根手指，强调道。 面对刘惠民的这三个要求，舒同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他了解这位曾在1938年加入八路军担任医务处主任、战后回地方开药铺和创办＂山东大药房＂的医者。 在舒同的担保下，刘惠民为毛主席开出了药方。舒同的夫人严格遵照三个条件，亲自抓药、煎药，并看着毛主席服下。奇妙的是，毛主席服用这些中药后，不仅感冒症状很快消失，连长期困扰他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好奇的毛主席后来专门询问刘惠民，药方中到底加了什么神奇的成分。刘惠民微笑着解释：＂主席，我在药方中加入了酸枣仁。这种药材很特别，生吃可以提神，炒熟了就能安神，能够平衡人体的中枢神经，不仅治了您的感冒，还改善了您的睡眠。＂ 这次治疗经历让毛主席对刘惠民更加赞赏。1959年冬天，当毛主席再次感冒时，又请刘惠民诊治。那年11月，毛主席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刘惠民还被指派为保健医生随行。 其实，毛主席与中医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岁月。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要回到1928年。那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已经表达了对中医的赞赏。在井冈山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红军医院里中西医并用，许多内科病都是用自制的中草药治疗。这些草药是国民党无法封锁的宝贵资源，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到了延安时期，毛主席因水土不服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严重时连抬手都困难。他服用了许多西药，效果却不明显。转机出现在一位名叫李鼎铭的中医身上。这位开明绅士、著名中医专家来杨家岭看望毛主席时，得知他的病情后当即为他诊脉。 李鼎铭自信地表示能处理好毛主席的关节疾病。令人惊喜的是，服用李鼎铭开的药后，困扰毛主席的关节疼痛真的消失了，四肢也变得更加灵活。这次治疗经历让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价值，他邀请李鼎铭成为八路军的中医军医，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中医，活跃在各个部队中。 然而，那个年代中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就将中医药教学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1929年，南京政府更是提出废除中医的激进建议。虽然中医界组织了请愿，避免了全面废除的命运，但中医在西医冲击下的处境依然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坚定支持中医。1954年，他公开表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医，那么中华民族不可能发展到如此之大规模。＂次年，他又严肃批评了瞧不起中医的干部，认为这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