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郭沫若在1920年创作的一首诗，后来收录在1921年发表的诗集《女神》中。这一时期，中国新诗刚刚兴起，诗坛处于探索阶段，而郭沫若的诗歌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郭沫若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青年时期，他是文学奇才；中年时期，他成为革命战士；壮年时期，他成长为文化领袖。1914年，家境殷实的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医学，原本计划回国从医。然而，这一切在接下来的几年发生了变化。当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这种思想浪潮的感召下，许多青年聚集在陈独秀周围，试图用新思想改造中国。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青年开始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郭沫若也受到时代的召唤，投身其中。1919年8月，“五四运动”刚过去三个月，《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开设了“新文艺”专栏，刊登新体诗。
时常阅读《时事新报》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后，将自己早年的诗作投稿至上海。主编宗白华对郭沫若的新体诗大为赞赏，力荐发表。郭沫若原本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投稿，却意外地得到了认可。随后数月间，他陆续发表《死的诱惑》《火葬场》《黎明》等一系列新体诗，名声渐起。宗白华甚至用整版篇幅刊登郭沫若的作品，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文坛地位。
1912年的那个夜晚，在四川乐山的一座老宅里，红烛高照，喜气洋洋。这是郭家长子郭沫若的大喜之日，可谁也没想到，这场婚事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展开。当新郎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那一刻的失望写在了他的脸上。十九岁的郭沫若望着眼前的张琼华，内心的失落无以复加。
新娘子张琼华显然察觉到了丈夫的情绪变化。在这个本该甜蜜的洞房之夜，她低声下气地恳求郭沫若不要离开，甚至说出了＂给我个娃吧＂这样的话。然而，年轻的郭沫若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便毅然转身离去，留下新娘一人在洞房中黯然神伤。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商人之家，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他不仅接受了传统私塾教育，还有幸进入了新式学堂就读。这样的教育背景，让他的思想比同龄人要开放得多。他读过新书，接触过现代思潮，对婚姻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
这场婚事的促成，要归功于郭母的牵线搭桥。当时郭母向儿子描绘张琼华时，用了＂白净可爱＂、＂温柔＂、＂读过书＂等词语，特别强调她＂不裹脚＂这一点。这些描述恰好击中了郭沫若的心理预期。正是这样的印象，让郭沫若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甚至都没有要求看未来妻子的照片。
然而，现实总是与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张琼华不仅容貌与郭母描述的大相径庭，更让郭沫若难以接受的是，她竟然是个裹小脚的女子。这对于已经接受新思想的郭沫若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斗争。尽管因早年的“反蒋檄文”与蒋介石积怨颇深，但在民族危难之际，蒋介石仍邀请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与郭沫若合作的包括陈诚、周恩来和黄琪翔。
周恩来亲笔致信，劝郭沫若担任这一职务，强调他的参与对抗战宣传的重要性。郭沫若最终接受邀请，在抗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周恩来评价道，鲁迅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则是队伍中的引导者。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一脉相承，鲁迅开辟无路之路，而郭沫若则带领人们继续前行。
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颇具戏剧性，鲁迅在世时，两人争论激烈，甚至互相讽刺。郭沫若曾批评鲁迅为“封建余孽”，鲁迅则回击称郭沫若是“才子加珂罗茨基”，言辞尖锐。然而，鲁迅去世后，郭沫若转而纪念鲁迅，提议建立鲁迅博物馆和雕像，甚至建议将杭州西湖改名为“鲁迅湖”。这种巨大的反差反映了郭沫若复杂的性格以及他对时代使命的敏感。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继续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董必武、陈云、黄炎培等人一同当选副总理，并在各个领域贡献颇多。尽管身居高位，他晚年曾表态不愿脱离群众，选择不住豪华饭店，反映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许多关于他的资料因历史原因散失，使得后人难以完全还原他的真实想法。
1978年，郭沫若去世，留下的遗言显示出他对个人名利的淡泊。他要求不保留骨灰，将其撒入田间，回归自然。这一举动或许是他对生命和成就的最终诠释，他希望摆脱身前身后名，只求回归本真。
郭沫若去世后，官方给予他极高评价，称其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从不同角度评价郭沫若，可以得出一个复杂的结论——他才华横溢，极具创造力，同时也因性格和行为备受争议，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尽管如此，他的才华无可置疑，鲁迅也曾将其视为同辈中少有的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