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育家叶公超与堂妹发生不正当关系，两人的地下关系被妻子袁永熹发现后，婚姻破裂，袁永熹带着孩子去了美国。晚年时，叶公超一直期盼着妻子能够带着孩子回他身边，可直到他死，妻子都没回来看他一眼，甚至就连他的葬礼也没有参加。
五十年代时，有人曾向北大教授、美学家朱光潜提问，在同仁中谁的英语最好。朱光潜沉思片刻后答道：“也许是叶公超吧。”叶公超以其出众的语言能力和风度闻名。他仪态端庄，头发整齐，西装笔挺，常衔一支栗色大烟斗，展现出英国绅士般的气质。
他的演讲才华尤为引人注目，语言流畅，风趣幽默，姿态优雅。著名汉学家卫礼贤曾称赞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认为他的声调和风采堪比丘吉尔。在十四年的教学生涯中，叶公超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钱锺书、卞之琳、赵萝蕤、李赋宁、穆旦、许渊冲等，这些弟子成为了其教育成就的最佳体现。
叶公超于1904年10月20日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书香世家，父亲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家因家学深厚，既重视传统文化，又接纳西方现代教育。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学习古文与国画，后来又在英美国家完成中小学教育。
16岁时，他赴美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巴尔纳高级中学，随后考入以人文教育著称的爱默斯特学院。在校期间，他受到美国现代派诗人弗洛斯特的熏陶，学习诗歌创作并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毕业后，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深造，与现代诗人艾略特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并成为最早将艾略特的诗歌和诗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1926年，叶公超归国，年仅二十二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主讲西洋文学课程。在教学中，他致力于将西方文学理念融入中国学术，推动了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他曾在回忆中提到，对艾略特的作品和思想十分推崇，希望能创作出像《荒原》那样能够贯通中国诗歌传统与现代社会思潮的作品。然而，尽管受到深远影响，他始终未能完成这一夙愿。
1973年的台北，已经年过古稀的叶公超坐在寓所的书房里，面前摆放着一个老旧的皮箱。这个皮箱跟随他几十年，里面装着他与袁永熹的往来书信，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台北的冬天并不算寒冷，但他仍然裹着一件厚重的毛衣，显得有些孤寂。
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燕京大学的老照片，那是他最值得怀念的地方。1926年，他在那里遇见了袁永熹，也是在那里，他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曾经的美好记忆却让他更加痛苦。当年意气风发的北大最年轻教授，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每天清晨，叶公超都会例行翻看那些信件。这些信件大多来自战争时期，那时候袁永熹带着孩子们在美国，而他留在国内。信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然而这些信件戛然而止于袁永熹发现他与叶崇范的关系之后。
这些年来，叶公超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袁永熹和孩子们在美国的消息。他得知孩子们都已经在美国安顿下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无论他如何托人带话，袁永熹始终没有回应。他曾经写过很多信，但都石沉大海。
在台北的学术圈里，叶公超依然保持着教育家的身份，但是人们提起他时，更多的是惋惜。那段不光彩的往事，让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学者晚节不保。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在学术领域耕耘，或许这是他最后的寄托。
在朋友眼中，袁永熹被认为是贤妻良母的典范。西南联大时期，吴宓常去叶公超家中用餐，并多次提到袁永熹，称她为“出众超俗之女子”。叶公超对袁永熹的感情也可以从子女的名字中看出。他以《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句子为灵感，为女儿取名彤，儿子取名炜，这体现了他对妻子的尊重与爱。然而，这段看似完美的师生恋婚姻，却因叶公超的坏脾气和大男子主义显得不那么顺遂。
婚后生活中，叶公超常因琐事大发脾气。一次，吴宓到叶家做客，叶公超因饭菜不合胃口摔碗发怒。袁永熹冷静应对，待他平静后才说道：“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是我的责任，但当着客人发脾气也不合适。”尽管袁永熹性格温和，却因丈夫的坏脾气常常以泪洗面。
叶公超在教学中以严苛和特立独行的方式闻名，他几乎不直接讲解，常让学生依次朗读课文，随时喊停提问，若无人回答则继续朗读。偶尔有人提问，他则让学生查字典解答。他对发音要求极高，甚至对女学生也不留情，发音错误时直言斥责。
他曾对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他的评判标准严格而随性，学生既畏惧又难以捉摸。有一次，一名自认为答题完美的学生得了58分，试图讨要高分。叶公超热情款待，却避而不谈分数，直到学生临走才主动追上为其加分，但附带要求以后不得嚣张。
尽管个性鲜明，叶公超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他的课堂生动活泼，教学方法自由灵活。他常将要点写在黑板上，凭借渊博知识自由发挥，让文学批评不再枯燥。赵萝蕤回忆，叶公超对文艺理论消息灵通，常购置新书并随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