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的脑袋被反动派割下之后，悬挂到了城墙上，一群国民党军官正在他的遗体旁指指点点。
1943年初，新四军团长汤景延率600多人投奔日军的消息传开，引发众人震惊和愤怒。然而，这一举动却让粟裕将军显得异常镇定，甚至带有几分窃喜。施亚夫得知后怒不可遏，准备暗杀汤景延，并将计划汇报给粟裕，却被粟裕阻止，理由是“此人不能杀，自己人”。仅160天后，汤景延带领部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中“叛变”成功，反戈一击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最终全员安全撤回。战后，粟裕命令连升汤景延三级，并任命其为新四军副司令。
汤景延出生于1904年，江苏陆庄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党员。然而，由于战争形势复杂，他一度与党组织失联，被迫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校职务。即使身处国民党队伍中，汤景延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信念，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暗中为我党提供支持。在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果断退出国民党，继续为党效力。
1943年4月，日伪军企图围剿通海五县，那里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一旦失守，新四军十八旅将暴露在敌人的攻势之下。苏中军区决定派一支部队假意投降，潜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并将任务交给粟裕将军。粟裕认为汤景延是执行这一危险任务的最佳人选。汤景延率领的通海自卫团虽非新四军直属，但在战场上多次表现出色，是通海地区的重要力量。
当粟裕将军劝说汤景延假意投敌时，他断然拒绝，表示“作为共产党员，可以死在战场，但绝不能投敌，更不能做人民的叛徒！”粟裕耐心解释任务的重要性，汤景延最终接受了挑战。他带领部队伪装投降，成功打入日军内部，为我军获取了关键情报。在行动中，他策划并指挥了一次绝妙的反击，不仅消灭了日伪军主力，还带回了全部队伍和装备。
1948年5月的上海城郊，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定格在历史长河中。城墙上，一位革命者的头颅被残忍悬挂，墙下三三两两的国民党军官正在对着这位烈士的遗体指指点点。这位烈士就是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
在被押赴刑场的那一刻，44岁的汤景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面对敌人询问遗言的挑衅，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表示自己的亲人都在解放区，根本无法收到所谓的遗言。这番话激怒了在场的特务，随后便发生了这起惨烈的悲剧。
回溯到三个月前的除夕之夜，汤景延和司令员丁锡山正带领六十多名战士，准备前往奉贤县柘林执行任务。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解放军的胜利号角即将吹响。作为苏浙边区游击纵队的重要负责人，汤景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联络和召集此前北撤时留下的游击队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
然而，战争的残酷往往在于它的难以预料。1948年2月18日上午，汤景延一行人在青浦县沈巷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这支革命队伍展开了长达八个小时的顽强抵抗。在这场不对称的战斗中，丁锡山等14名同志先后牺牲，最终汤景延不幸被俘。
被俘后的三个月里，汤景延经受了敌人的种种严刑拷打。国民党特务机关妄图从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口中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
汉奸一词，用以指代那些出卖民族利益、背叛国家的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约有300余万中国人投靠日本侵略者，数量远超侵华日军。然而，在这些被视为“汉奸”的人中，也有不少是国共两党安插的卧底，他们为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名誉，毅然投身敌营，执行谍报任务。
汤景延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卧底行动的典型代表。1942年底，汪伪政府针对苏中四分区策划了“清乡”行动，企图以1.6万余人的兵力在六个月内彻底伪化该地区。面对敌人庞大的军事力量，正面硬拼几无胜算。然而，放弃根据地也非良策。时任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决定让汤景延“叛变”，潜入敌人内部执行情报任务。汤景延曾是国民党军官，革命资历尚浅，这些特征正是他被选中的原因。
1943年4月15日，汤景延“叛变”成功。他的“投敌”获得敌方信任，却让部队内外充满质疑。不少士兵愤然离开，有人甚至直言指责，但他只能默默忍受，敌方仍对汤景延存有戒心，甚至分散其部队以削弱指挥力。然而，汤景延与部队中的其他同志密切配合，在敌营中暗中收集情报，并利用各种方式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
9月29日，根据组织指示，汤景延策划了一场精心部署的撤离行动。他以婚宴为幌子，邀请伪特工站正副站长和伪警察局长参加喜宴，趁机将敌人头目一举歼灭。与此同时，他指挥部队多点发起攻击，成功摧毁伪特工站、伪公安局等敌占据点，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全团顺利完成撤离，安全回到根据地。
这场行动历时167天，汤景延与战友们冒着巨大风险，以634人的队伍深入敌营，最终彻底瓦解了敌人的“清乡”计划，这段历史被南通市档案馆记载为《地委城工部关于配合反清乡斗争汤景延团伪装投敌及暴动的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