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女记者斯特朗在采访毛主席时，将自己的私人物品全倒在了桌上，一旁的翻译觉得奇怪，便问为何？斯特朗说：难道见毛主席不需要做这些？我去南京采访蒋介石，可是经过很多次审查才被放行的……
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热衷于妇女运动，对她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她22岁时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毕业后，她没有选择从事传统的学术研究，而是投身社会运动，参与了美国的工人阶级斗争。作为《西雅图工会纪录报》的编辑，她发表了大量支持工人权益的文章，在推动当地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特朗的思想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她认为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1921年，她以社会工作者和记者的身份访问苏联，亲眼见证了列宁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如何进行社会重建。在苏联期间，她参与了妇女和儿童工作的组织，并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
她多次访问苏联，对苏联的发展和挑战进行了深入观察，并将所见所闻整理成书。这些书籍如《我改变不了世界，但世界也休想改变我》和《斯大林时代》，成为西方世界了解苏联的重要参考。
通过对苏联社会实践的记录，她试图为美国提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始终关注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通过苏联，她将视野扩展到中国等国家，知道了“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
1946年，斯特朗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想要亲眼见证这个古老国度的变革。她先是在南京采访了蒋介石，经过重重审查才获准进行。接着斯特朗前往延安，去采访那个神秘的革命领袖——毛泽东。
这里的一切都与她想象中的不同，没有豪华的建筑，没有奢侈的装饰，取而代之的是朴实无华的窑洞和质朴的百姓。然而，令斯特朗没有想到的是，见到毛主席竟然如此简单。在翻译陆定一的引导下，斯特朗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窑洞，与普通百姓的住所别无二致。斯特朗有些不敢相信，一个军事领袖，一个革命领袖，竟然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
更让斯特朗感到惊讶的是，毛主席对她的到来表现得十分亲切和随和。采访过程中，斯特朗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内战爆发，解放军能坚持多久？＂毛主席沉思片刻，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打了20年仗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打20年！＂这个回答让斯特朗深感震撼，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东方力量不可估量＂这句话。
斯特朗在延安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平易近人的风格，解放军顽强不屈的意志，以及延安百姓淳朴善良的品格，无一不让她感到由衷的敬佩。这次采访，让斯特朗对中国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她日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到美国后，斯特朗开始着手整理在延安的见闻，写成了一本本的书籍，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她用自己的笔，为中国革命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25年，她深入广州，见证了中国大革命的开端，并报道了震动全国的省港大罢工。两年后，她再次来到中国，深入湖南农村，对迅速发展的农民运动表达了高度赞扬。在武汉，她亲历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些经历促成了她的著作《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客观记录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她认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并非来自那些腐败的政客或富有的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于农民和工人。
抗日战争期间，斯特朗第三次访华，深入山西八路军总部，与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她在《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并预言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取得胜利。1940年底，她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回国后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起到积极作用。
斯特朗的新闻生涯始终贯穿着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她坚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引领中国走向胜利的核心力量。在她的多部著作中，她展现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信心。斯特朗晚年定居北京，并在1970年去世，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一生被邓颖超评价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
另一位关注中国的国际学者汤因比，从历史视角对中国的潜力进行了详细分析。他在多次访华及研究中，肯定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他认为，中国具备实现现代化的潜力，其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可以依托既有成就，弥补落后。然而，他也指出，中国近代化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是如何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避免过度冲突传统文化；其二是警惕纯粹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核武竞争和环境破坏。
汤因比在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种滞后工业化可能成为中国的优势，使其在实现发展的同时规避已有问题。他更在20世纪末展望，中国必将恢复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成为美苏之外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