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老喇嘛的弟弟家干活，无论是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家的姑娘总跟着他，特别亲近他，吕仁礼逐渐看出这名藏族姑娘的心思，但他一心要找部队，回延安。
在土地革命时期，董振堂是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他带领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1万7千余名士兵参与了宁都起义，最终加入了红军。董振堂当时担任第26路军73旅的旅长。1931年，蒋介石命令第26路军进驻江西进行“围剿”红军，然而董振堂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更倾向于团结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随着红军胜利会师，董振堂所在的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他也带领红五军渡过黄河，进入甘肃进行作战。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在甘肃高台县遭遇“马家军”包围，因敌人众多，董振堂英勇牺牲，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高台战役中，董振堂手下的一名骑兵团长吕仁礼也被“马家军”俘虏。吕仁礼随后被押解到西宁，在途中趁着哨兵疏忽之际逃脱。经过一段艰难的逃亡历程，他一路乞讨，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于1938年返回延安。
吕仁礼来自裕安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七团的连指导员、营长。1935年12月，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五军，吕仁礼继续担任三营营长，并隶属左路纵队。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瞻化会师，随后共同北上进入草地。
1937年初，吕仁礼因战败被俘，侥幸逃脱后辗转来到永登。他身无分文，又饿又冷，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就在他濒临绝望之际，一位藏族老喇嘛打开了寺庙的大门，把他迎了进去。老喇嘛听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二话没说，为他端来热腾腾的青稞面饼，让他吃了个饱。吕仁礼狼吞虎咽，感激涕零。
伤愈后的日子里，吕仁礼为报恩，主动帮老喇嘛打理寺中事务。他砍柴、挑水、打扫庭院，让破败的寺庙焕然一新。老喇嘛看他能干，就提议把自己弟弟的女儿许配给他，让他在永登安家。吕仁礼对老喇嘛的盛情感激不尽，但他心系革命，婉言谢绝了这桩亲事。
老喇嘛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得知吕仁礼要返回延安投身革命后，便给了他一些干粮和路费，让他上路。吕仁礼再三推辞，但老喇嘛坚持要他收下，说这是对他帮助寺里的一点心意。吕仁礼不好再拒，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老人的馈赠。临行前，老喇嘛送他出村，紧紧握着他的手，嘱咐他多保重。目送吕仁礼远去的背影，老喇嘛由衷地希望这个青年今后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二十一年后，当年的青年已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而恩人却已作古。伫立在老喇嘛的墓前，吕仁礼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老喇嘛，回馈永登父老。吕仁礼看着脚下这片黄沙漫漫的土地，开始思索如何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生活，摆脱贫困。
西路军在红军历史上是一支异常惨烈的部队，原本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组成，包含红军第5军、第9军和第30军三个军队。其中，第5军最弱，兵力仅有3000多人，第9军稍强，拥有6500人，而第30军最强，兵力达到7000人。
西路军总人数最初约为21000多人，然而，经过半年的血战，他们遭遇了以“青马”马步芳部队为主的西北地区军阀势力的围攻。敌人总兵力是西路军的十倍，最终，西路军的7000多人牺牲，12000多人被俘，几乎全军覆没。
更令人愤怒的是，被俘的6000多名红军战士遭到马步芳军队的残忍虐杀，“青马”与红军结下了深仇。西路军中第5军最先全军覆没，其军长董振堂英勇战死在甘肃高台小城，最后以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甘肃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海螺号，象征着红西路军的壮烈历史。这把海螺号的主人是符泽攀，一名来自四川宣汉的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战士。长征途中，他随董振堂军长翻越雪山、草地，参与了红军的西征。1936年底，红西路军第5军在山丹县与马步芳部激战时，符泽攀负重伤，被送往随军医院疗伤。
然而，在1937年1月，医院遭敌袭击，他在战友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并躲入高台一煤矿。符泽攀在此隐姓埋名，度过了17年时光。1954年，听闻高台要修建烈士陵园，他决定返回，参与陵园的建设工作。在陵园的建成过程中，他在董振堂军长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遗骨，那一刻，符泽攀再也忍不住悲伤，痛哭流涕。最终，他选择成为守墓人，守护着烈士们的英灵，直至1986年去世。
在高台战役中，许多红军指战员在马家军的俘虏中顽强抵抗，一些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逃脱，后来继续投身革命。张宜友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高台战役中被俘，最终被送到马家军的补充团干活，经过长时间的劳动，张宜友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救回。此后，他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成为大校军官。易明清同样在高台战役后与大部队失散，但他幸运地得到了裕固族牧民的救助，最终定居在裕固族自治县。解放后，他继续为当地做贡献，并最终去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