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职业打假人针对农村小卖部的“扫村”现象引发广泛争议。以山东省胶州市七旬老人刘花（化名）的案例为例，她因售卖过期方便面被职业打假人举报，索赔千元，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调解下赔偿200元和解。这一事件折射出职业打假行为的复杂性、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以及农村小商家的生存困境。 农村小卖部多由老年人经营，普遍存在商品管理不规范、法律意识薄弱等问题。例如，刘花因视力不佳未发现方便面过期，且因生活拮据舍不得丢弃过期食品，选择自行食用。这类经营者往往缺乏完善的进货查验和临期品处理机制。一对职业打假人夫妻在胶州某乡镇一周内发起9起投诉，均针对农村小卖部，通过过期食品、标签问题等索赔，单次索赔金额达数百至上千元。打假人利用《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条款，但实际索赔常以调解形式达成，金额低于法定标准（如刘花案从千元降至200元）。执法人员面临两难：依法需处罚违法行为，但农村经营者多为弱势群体，处罚可能加剧其生活压力。有市场监管所长坦言，此类案件“在良心上受谴责”，但渎职风险又迫使其介入。舆论批评部分职业打假人“挥刀向弱者”，利用规则漏洞牟利，而非真正维护食品安全。 2025年1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规，明确对首次违法或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鼓励整改代替罚款。胶州市基层执法人员表示，该政策实施后农村投诉量显著减少。针对类似刘花的案件，监管部门倾向于促成双方和解，既避免老人因高额赔偿陷入困境，也通过小额赔偿达到警示作用。目前法律未明确界定职业打假人的性质，其行为可能涉及“消费者”与“牟利者”的模糊地带。部分案例中，打假人利用法律漏洞（如标签瑕疵）索赔，甚至形成“师徒制”产业链，引发滥用投诉资源的质疑。 职业打假客观上促使农村经营者重视商品管理，但也可能加剧小商家的生存压力。例如，刘花事件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农村小卖部的普法与帮扶。需进一步细化执法标准，例如针对农村经营者设定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同时加大对恶意打假行为的甄别力度，避免其滥用制度。建议通过立法明确职业打假人的权利边界，例如限制针对弱势群体的高频投诉，或区分“公益性打假”与“牟利性索赔”，以减少对农村小商家的不当冲击。 职业打假人的“扫村”现象暴露了农村商品流通环节的薄弱和法律执行的复杂性。如何在维护食品安全与保护弱势经营者之间找到平衡，既考验执法智慧，也需社会多方协作。正如胶州案例所示，调解与政策柔性化是当前可行的过渡方案，但长远仍需制度性改革，以实现市场规范与人情关怀的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