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回南京，是否就不会被软禁了？答案显而易见，肯定不会被软禁！但后来的结局或许会更惨！
在1936年的中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这一事件的背后，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西安事变是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政治博弈。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释放并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动的背后是他对局势的考量。 当时，中国的新闻界对张学良的行动反应强烈。《大公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私营媒体之一，首先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直接将其定性为“叛变”。这种定性很快成为了主流媒体的共识。紧接着，其他主要的报纸如《申报》，以及包括南京时事月报社在内的217家杂志社，纷纷加入到对张学良的谴责中。这些媒体普遍采取了尖锐的批评态度，公开发表社论，呼吁国民政府军队迅速采取行动以平息这场被视为叛乱的事件。 此外，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也表达了他们对张学良行为的不满。包括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内的数百名社会领袖公开表示反对张学良的举措。他们中的许多人发表言论，强调张学良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还阻碍了中国抵抗外侵的努力。蒋梦麟还联合多位大学校长共同致信张学良，希望他能够及时回头，不要继续其错误的道路。 媒体和公众人物的集体声音形成了一种压力，他们普遍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了国内的稳定，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表示担忧。 此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诸多猜测。特别是，苏联在这起事变中的角色和立场，成为了国际政治争议的焦点之一。 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等国，普遍推测苏联可能在背后秘密操纵张学良发动兵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中国的内政外交走向。这种猜测对苏联的国际形象构成潜在威胁，迫使其必须采取行动以明确自己的立场。 为了表明自身与西安事变的距离，苏联迅速通过其喉舌《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张学良的行动为“叛变”，并且极力否认与张学良之间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文章中还指控张学良是汪精卫的走狗，暗示他的行为可能助长了中国的亲日势力。这种尖锐的指责，无疑给张学良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个人困扰。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压力下，张学良的决策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他的一项重要决定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回南京。张学良后来提到，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压制南京的亲日派气焰，同时也是为了撇清自己与苏联、亲日派的关系，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一行动，张学良试图在国内政治上保持平衡，减少南京政府内部对他的敌视，也努力在国际上清洗那些可能影响他个人和政治立场的负面标签。 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虽然后来遭到软禁多年，但这一事件无疑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展示了张学良在风雨交加的政治局势中的策略选择和个人困境。 在这场事变的背景中，张学良与周恩来于1936年5月在延安进行了重要的会谈，这次会谈中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构想。该计划的核心是在兰州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以此来统一西北地区的力量，并寻求与苏联的直接联系以支持抗日。然而，张学良的这一雄心壮志并未得到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支持。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计划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张学良将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并列对待的策略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破坏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并可能刺激日本侵略者进一步的侵扰行动。更为决定性的是，斯大林直接向延安发送了密电，表明苏联不支持“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建议释放蒋介石，以维持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 这些外部的压力使得张学良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未能实施，加剧了他个人和政治生涯的困境。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和缺乏支持，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当时的政治现实。在和平解决事变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后，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名，并期待能够与蒋介石达成某种政治和解。 然而，张学良的这一希望并未实现。虽然他在前往南京之前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证，但他并没有预料到自己最终将面临长期的软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