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的春风吹过胡适墓园，碑文上“自由思想永不褪色”几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老爷

南港的春风吹过胡适墓园，碑文上“自由思想永不褪色”几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老爷子走的那天，整个台北城飘着细雨，灵车经过的街道挤满了抹眼泪的街坊，卖早点的张伯蹲在自家铺子门口直叹气：“上礼拜还来我这买豆浆呢。”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62年2月24日午后三点，蔡元培纪念馆里飘着咖啡香。 72岁的胡适穿着挺括的藏青长衫，正和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们说笑。 台大医院说要派医生跟着，老爷子摆摆手：“我今儿精神头足着呢，别扫了大家的兴。”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人生最后一顿下午茶。 酒会进行到后半段，老爷子端着白兰地第三次站起来说话。 他讲起四十年来挨的骂，从“文化买办”到“数典忘祖”，说着说着自己先笑出声：“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喽！” 底下坐着的老朋友们跟着哄笑，谁也没注意角落里的李济攥紧了演讲稿。 当李济提起去年那场惹祸的演讲时，空气突然凝固了。 老爷子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酒杯。 有人看见他西服口袋里的速效救心丸露出一角，可谁也没敢上前提醒。 等他说到“咱们的传统文化确实缺了点精气神”，李济突然拍桌子站起来，全场都听见那句：“您这是要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 老爷子踉跄着扶住讲台，手指死死抠着木纹，硬撑着说完“今天就到这儿吧”。 跟人握手时，有个年轻院士发现他掌心全是冷汗。 转身拿外套的瞬间，酒杯“咣当”砸在地上，老爷子像片枯叶似的栽下去，后脑勺磕在水泥地的闷响，把所有人的心跳都震停了。 远在美国的胡祖望接到电报时，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台北过元宵节。 老太太江冬秀瘫坐在医院走廊，嘴里反复念叨着“小杜该到了”。 护士们谁都不敢告诉她，她念叨了五年的小儿子，早就在河北农场的牛棚里咽了气。 直到葬礼那天，有个满身补丁的中年人挤进人群，抖着手掏出张泛黄的信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爹，我不怨你。” 三十万人送葬的队伍里，有穿长衫的老学究，也有举着《新青年》杂志的学生。 最扎眼的是个拄拐杖的老太太，颤巍巍往灵车上扔了把钥匙——那是老爷子在纽约穷得叮当响时，房东太太偷偷给他留的后门钥匙。 墓碑落成那天，胡祖望在边上给弟弟立了衣冠冢，埋进去的是半本撕烂的《尝试集》和半块发霉的绿豆糕。 看官您说说，要是当年老爷子没在酒会上较那个真，要是小儿子没赌气留在大陆，这出时代悲剧会不会换个写法？ 说到底，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个人的选择究竟能改变多少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