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失陷，经略袁应泰等一众文武官员与十几万大军尽丧。面对惨败朝堂衮衮诸君认为，收拾残局只能靠被斗争下岗的前经略熊廷弼了，理由是“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
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由于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之间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辽东之地未能收复，还导致广宁溃败且两人坐死罪。那么导致“经抚不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细究起来，这个“坑”是大明和努尔哈赤一起挖出来的。
努尔哈赤起兵叛乱后，明廷针对辽东和关外的军务设置有三个职务，蓟辽总督、辽东经略和辽东巡抚。总督负责沿长城（山海关至居庸关）防御并拱卫京畿；经略以辽阳、沈阳（河东）为基地剿平女真；巡抚驻防广宁“专制蒙古、镇守河西”并协助经略平叛。
这三个职务互相之间有重叠，但又没有明确的上下级或统属关系（各自节制自己辖区的驻军）。
努尔哈赤侵吞河东后，不仅经略殉国、广宁成为一线，“辽东经略”也失去了其主辖区。因此在熊廷弼重新出任经略的这三个月空窗期，经略一职就暂由辽东巡抚薛国用署理。恰巧薛国用又重病难以履职，其职责实际是由广宁右参议王化贞在履行。
丢失河东后，朝野内外普遍认为辽东将一溃千里，河西也不可守。在人心浮动之际，王化贞积极聚集溃兵、收容逃民并构筑新的防线，在他的一番努力下河西局势和人心日趋稳定。因此薛国用病退后，因功接任巡抚一职的王化贞不仅成为明廷在辽东的实际话事人，朝廷发往关外的援军、军事资源也都汇集于巡抚帐下，所以王化贞也多少觉得后面上任的经略有“摘桃子”的嫌疑。
“辽东经略”已失去辖区沦为光杆司令，经略又不能直接指挥巡抚和总督，那么还设置经略干什么，新的经略又如何履职？所以五月熊廷弼到达京师时，朝廷已经有一种新的声音。如吏科给事中薛凤翔提出，强化和扩大巡抚职权，不再设置经略一职。
熊廷弼本人也以会影响辽东巡抚“便宜行事”之权、坏收复辽东大计为由，奏请朝廷依从薛凤翔的提议，不要再另设辽东经略一职。
注：熊廷弼出山晚的主因是他本人多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天启亲发敕谕肯定其在辽功绩、检讨自己过错并直言会处理当初发起弹劾的官员后，熊才赴京觐见。
“便宜行事”是指在事先许可的范围内可不请示朝廷、皇帝直接裁决（朝廷保留事后议功议罪的权力），这是明朝巡抚、总督的核心权力。
那么朝廷能根据实际形势，变更、重新规划辽东地区的官署设置以及针对女真的军事指挥权限么？
首先，明廷对各地封疆大吏的态度简单说就是，“分而化之、互相掣肘”。朝廷和皇帝不愿意地方拥有太大的权力。相对于让封疆大吏号令一方，皇帝更愿意官员们互相掣肘，保皇权安全尔。所以让经略直接节制巡抚，对于朝廷来说是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例如崇祯初年设置了最大的地方官职“蓟辽督师”，但袁崇焕能直接号令的部队主要还是关宁军。他没法越过蓟辽总督刘策、蓟州巡抚王元雅，甚至是蓟镇总兵朱国彦，去直接指挥归属蓟镇的明军。
其次，各地封疆的级别、辖区、权限，基本都是依据朝廷战略方针、派系权力分配等而定，也不是谁一两句话就可以推倒重来的。
所以根据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疏》，天启在六月初六正式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下旨“山海设经略重臣，节制三路（广宁、天津、登莱）水路官兵”。
注：熊廷弼也不能直接指挥山海关驻军，他的本部兵马只有离京时天启划拨的5000京营士兵。
不让熊廷弼直接坐镇一线并掌控聚集在广宁地区的军事资源，只在名义上将辽东巡抚麾下兵马划拨给经略指挥，实际上却是让经略和巡抚通过“友好协商”这种非统属的“柔性配合”来实现协调、合作。
因为朝廷并未剥夺或者限制王化贞的“便宜行事”之权，在未获王化贞许可的情况下，熊廷弼根本就调遣不了王麾下的兵马（需要行文兵部由朝廷下令），更别说依据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战略部署了。
熊廷弼上任之初在找朝廷讨要粮饷、援兵上还能和王化贞协商、配合，但二人很快就在战略和职权上产生了裂痕。
七月十一日，王化贞单方面向朝廷奏报了军事计划。先沿三岔河构筑防线并作为前进基地，待援兵汇齐后大军出击一举荡平女真。在阐明军事部署之外，王化贞又在附于奏疏的密奏揭帖里提出了职权责任问题。
王化贞指出由于之前经略缺位，自己的很多布置都是在代经略行事（意指自己之前承担了不该负的责任）。如今熊廷弼上任，为配合经略完成复辽大计，自己可以继续代其部署（关外兵马都在自己麾下，熊是光杆）并向其汇报，但是号令应该算作经略发出。
什么意思呢？王化贞不愿意放弃他的“便宜行事”之权，希望“光杆”熊廷弼站一边安静看戏，由自己来主导辽东军务。事后算功劳时可以让熊廷弼“分桃子”，但熊廷弼也必须承担相关部署、行动的领导责任。
阁臣们的票拟意见很微妙，没有评论王化贞方案的优劣，而是打起了太极“各有职掌，事任难分 … 未竞事宜，参酌布置”。暗示王化贞，他的要求朝廷没法直接答复，先找熊廷弼商量好后再上报。
熊廷弼既不同意王化贞的军事主张，也接受不了王化贞的越权。他先是从军事角度尖锐批评了王化贞的方案，其后直接阐明了他眼中的职权划分。巡抚负责军马钱粮和临战指挥，他这个经略则负责战略谋划和部署。
朝廷基本同意了熊廷弼的职权主张，“其本镇应行事务，随宜专制，不得诿卸”，军事部署上也倾向于熊廷弼的先收缩固守广宁。但一个突发事件，让熊、王二人的天平倾向出现了逆转。七月十九日，王化贞任命的游击将军毛文龙率百余名下属获取了“镇江大捷”。
毛文龙的胜利，既让王化贞对自己平辽信心更足，也让他在朝堂获取了更多声望和支持，进而更有心与熊廷弼争夺在辽事上的话语权。
在这种背景下，熊廷弼给王化贞的一封书信进一步恶化了两人的关系。
在信中熊廷弼先提两人之间的旧情，指出当年二人在辽东共事一年多，推心置腹没有矛盾。现在自己一被任命为经略，你怎么就不愿意接纳自己意见了？不论熊廷弼是什么意思，王化贞大概率觉得熊廷弼在指责他“眼红”。
接着熊廷弼开始历数王化贞的失职，如没有安排好后勤，导致前线官兵军粮不济而挨饿。战马选练不当，影响作战。驻兵河（三岔河）上浪费兵力不说，到了冬天还要额外消耗人力、物力去凿冰（防后金骑兵直接过河）……
最后，熊廷弼又重点指责毛文龙的行动破坏了他的谋划（时机成熟后多路同时出击），而且责难王化贞仅凭侥幸的小胜，就幻想一战功成并光复全辽。
熊廷弼似乎也预想到王化贞看信之后的暴怒，在信尾专门说到自己知道王化贞看后必然又气又恨，但希望王化贞能平复心情好好思量并体谅他的一番苦心。如熊廷弼所料，此信成为两人矛盾激化、关系破裂的标志。
此后王化贞行事别说和熊廷弼商议，甚至都不愿意知会他；对于熊廷弼的各种提议别说接受，他还要逐项批驳和嘲讽。例如关内援军的称谓是“平辽”还是“援辽”，这种无关痛痒的事情，王化贞都能和熊廷弼争论一个多月。
越来越严重的经抚不和，朝廷也不是看不见、意识不到其危害。但朝廷还是不愿意变更或者重新划定经抚的设定，仍然希望通过某种非统属的方法来让熊、王二人搁置分歧、通力配合。
基于熊廷弼自己之前提出的同功罪，兵部尚书张鹤在十一月向天启提出了辽东巡抚和经略“功则同功，败则同罪”，希望用利害关系将二人捆绑在一起，迫使他们主动合作。天启认同了此方案并向熊、王二人下发了明旨。
这个办法确实有效果，只是不是朝廷想要的效果。
“同功同罪”后王化贞愈发不想搭理熊廷弼，觉得这个光杆司令应该认清形势，跟着自己蹭功劳即可，别来碍自己事。而熊廷弼也没有受到好影响，广宁溃败后熊廷弼之所以敢直接弃守关外，有王化贞一起背锅，不能不说是他做决定的依仗之一。
除此之外，朝廷和皇帝放任王化贞折腾还有个原因，摆脱不了“省钱”的诱惑。
熊廷弼和王化贞二人在辽事上最大的区别是“熊主守、王主攻”。从萨尔浒开始朝廷在辽东一年要支付五百万两以上的军费（高峰时七百万两），所以愈早结束征剿并遣散军队就越省钱。
因此从万历朝开始就被钱折腾得焦头烂额朝廷和皇帝，看到王化贞的“以六万一举荡平”时怎么可能不动心？天启二年一月十二日，关于如何处理“经抚不和”的九卿科道廷议就真实反映了朝廷的倾向。
与会八十一名官员，明确支持王化贞的27人、不置可否（中立）的52人、支持熊廷弼的只有2人。不是觉得大明可平推女真，只是觉得万一王化贞就成了呢 ……
这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测，萨尔浒时朝廷逼迫杨镐冬季出兵、熊廷弼初任经略稳守河东却被弹劾下课、袁崇焕能用五年平辽“俘获”崇祯、崇祯强命洪承畴出兵 …… 面临省钱诱惑时，明廷的选择就没有改变过。
编者注：
天启二年一月廷议后兵部原本打算上奏天启，赐王化贞尚方宝剑命其专管广宁及辽东军务，熊廷弼改用他任。但时间没站在熊廷弼一边，当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大军直奔广宁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