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起自草莽，因生活经验影响，他时常会骂人，但是他对那些自己所倚重的人，如：王永江、杨宇霆等，却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曾告诉胡适，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发生争论，张作霖生气了，随口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立即站起问道：“你骂谁？”张作霖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不留心溜出来了，哪敢骂谁？”
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家，家中没有什么积蓄，生活贫苦，家里的条件并不允许他去求学，甚至连最基本的文人气质都没有，他学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
十几岁的时候，张作霖就已经离开了家乡，开始在大街小巷混迹。他并不习惯那种安稳的农耕生活，反而觉得那样的生活无趣、无望。
他更喜欢四处游荡，与一帮贼寇、地痞流氓打交道，张作霖学到了无数生存技巧，不论是如何巧妙地与人斗智，还是如何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段经历不仅仅塑造了他的生存能力，也让他了解了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自己想要改变命运，依赖的不是家族的财富，也不是依靠别人，靠自己的手段去闯出一条路来。
初出茅庐的张作霖，不像许多其他地方豪强那样直接依靠暴力手段去称霸一方，他身上并没有过多的杀气和戾气，反而有一种韬光养晦的智慧。
一个人若想成为大人物，必须首先学会积累力量，扎实地铺设自己的根基，他更像是一名小商贩，利用自己的机灵和积累的小财富，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团队”。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机会，在那个政治动荡、格局变动的时代，东北的局势没有得到中央的有效控制，清朝的弱势让张作霖看到了巨大的机会。
在乱局中他选择了投身于当地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不仅让他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张作霖此时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打下地方基础，掌控更大的权力。
张作霖并没有立刻通过暴力去扩展自己的势力，而是通过智谋和耐心等手段逐步渗透到东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圈子中。
早期的张作霖更多是作为一个“外来者”，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融入到东北的地方势力中，凭借对局势的敏感性，他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1912年，张作霖终于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清朝覆灭，辛亥革命让许多地方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东北作为中国的边疆，几乎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张作霖果断地建立了奉天军政府，宣告了他在东北的政治统治地位。
张作霖并没有马上表露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是依托自己的武装力量，采取了更为稳重和低调的方式进行治理。
他并不像许多其他军阀那样急于扩张，而是通过实际的控制和军事手段，稳步巩固了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张作霖都会权衡利弊，确保自己的势力不受外部威胁的影响。
张作霖的军事策略并不简单。他并不单纯依靠“武力强制”来统一东北，而是采取了非常灵活的策略。
既有通过联合地方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有通过镇压反抗势力来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军事上的灵活性，使得他能够在复杂的东北局势中立足。
张作霖并未忘记如何利用东北地区的丰富资源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基础，他通过掌控东北的矿产资源、煤炭产业等，迅速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
他还注重与外部势力的交流，张作霖并没有完全依赖中央政府，而是采取了相对独立的姿态，通过巧妙的外交策略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合作。
张作霖的势力逐渐扩大，东北地区的其他势力开始感到压力，张作霖通过巧妙的军事和政治手段，逐步消除了其他地方势力的威胁，同时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他既是一个军事领袖，也是一个政治家，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最合适的策略，最大化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张作霖自小没有多少书本知识，在他眼里，能够治国理政的不只是军队的将领，还要有能文能武的能人，在他的政权下，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获得了重用。
王永江，位学者型人物，在张作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他没有军事经验，但却在文化建设和教育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才能。
杨宇霆另一位重臣，也是在张作霖的军事扩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宇霆的忠诚与能力，使得张作霖对他信任至极。
两人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甚至有时候会因为策略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这种争论从未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彼此的信任更加深厚。
在他治下东北经济逐渐繁荣，地方官员得到严格约束，百姓得到一定的安定，虽说他的方法有时过于直接甚至强硬，但这正是那个年代需要的治国之道。
尽管张作霖出身低微，日常讲话粗俗，甚至以常骂人而著名，但对于自己倚重的人，他的言辞却极其谨慎。
在与杨宇霆的一次争论中，张作霖不经意地说了句脏话“妈的”，杨宇霆立即站起，问道：“你骂谁？”张作霖当即作揖赔罪，表明自己是无意之言。
1928年，他在沈阳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杀，此次刺杀虽然表面上是日本势力的一个动作，但也预示着张作霖时代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