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8岁的张恨水被迫结婚，因妻子肥胖又是龅牙，他拒绝同房。后来，迫于母亲的压力，他们有了夫妻之实，可妻子生下女儿后，他却说：“怎么是个丫头，晦气！”。 1914年，18岁的张恨水正在一心扑在读书和写作上，突然被母亲叫去，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该娶媳妇了。” 张恨水一听就烦了，他是有点少年傲气的，心里早就憧憬过未来的妻子，可是母亲非要他去相亲。 可一见那徐氏，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徐文淑，龅牙又偏胖，他当时几乎想转头就跑，但母亲眼神一瞪，他只好低下头，咬牙应了。 婚后，张恨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往外跑，他不和徐文淑说话，不吃她做的饭，更别提什么恩爱了。 家里亲戚见了都摇头，徐氏也不吵不闹，只是默默承受。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母亲看出了端倪。 有一天，母亲找张恨水谈话，语气严厉地说：“不喜欢归不喜欢，你也得负起责任来。她是张家的人，你不能一直这么对她。” 张恨水不吭声。他知道母亲说得对，却依旧满心抗拒，过了一段时间，他总算“从命”，和徐文淑同了房。 没多久，徐文淑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儿。 可张恨水却并不高兴。他满脸不耐，甚至怒气冲冲地说：“怎么是个丫头？真是晦气！” 那天，他摔门而出，留下徐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默默流泪，后来女儿不幸夭折。 1915年的春天一到，张恨水就卷起铺盖离家远走。 他去合肥，去芜湖，去南京，一待就是好几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象征性地回去几天。 他不是不知道责任，而是不愿面对。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也不是他认同的家庭。 1919年，他终于在上海的《新闻报》站稳了脚跟。从此，他的世界不再围着“家”转，而是围着“文字”和“事业”。 徐文淑还在老家，照看婆婆，守着空房。她不怨不吵，每天仍旧按时起床，烧水做饭，给婆婆梳头。她从不奢求什么，只是静静地等。 1926年，张恨水调到北京。徐文淑带着母亲北上团聚。可惜，那时他的生活早已换了模样。 他娶了胡秋霞，风姿绰约，谈吐不俗，还给他生了个女儿。 徐文淑的到来并没有掀起波澜，他对她依然冷淡，眼神躲闪。徐氏也不责怪，反而主动和胡秋霞打成一片，像姐妹一样相处。 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劝张恨水：“你总得给她一个孩子，让她有个念想。” 1927年，徐文淑终于又怀孕了。这一次，大家都满怀希望，盼着能生个儿子。 孩子出生那天，张家张灯结彩，可惜，孩子没哭出声。医生一查，已无呼吸。 屋里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徐文淑抱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没说一句话，只是轻轻为孩子合上双眼。 这是她最后一次做“母亲”。 自那之后，张恨水与她几乎再无亲密生活。他继续写作，继续升迁，而她则留在北京，照顾孩子，帮胡秋霞带娃。 1928年，胡秋霞早产，孩子出生时甚至不会哭。众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是徐文淑冲上前，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贴着胸口，一搂就是几个钟头。直到那一声薄弱的哭声响起，所有人才松了口气。 张晓水活下来了，也从此叫她“大妈”。他一辈子都说，是大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那段时间，是徐文淑人生中最平静的十年，她不再奢求丈夫的爱，只希望家人平安，她养花、做饭、念佛，过着简单却充实的日子。 直到抗战爆发，她和婆婆回了老家，后来又搬去了安庆。 在安庆，她一个人过着清淡的生活，张恨水虽然很少联系，但每个月都会按时寄生活费。 她把这些钱一分不少地攒下来，买了块地，租给村民种地，算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她开始吃素念经，渐渐变得清瘦沉静，她从没怨过丈夫，也没后悔这段婚姻，只是偶尔会在信里叮嘱张晓水：“要照顾好你父亲。” 1958年，她准备写封信寄给晓水。那天出门时，阳光很暖，她还特意换了件旧但整洁的旗袍。 谁知刚走到街头，突然倒下，被人发现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艰难地指了指口袋。 那里面，是那封写好但还未寄出的信，她被送到医院，但终究没能抢救回来。 噩耗传到张恨水耳中时，他因家中另一人做手术脱不开身，便让张晓水代为操办后事。 他特地给了700元，并叮嘱：“她是张家人，好好安葬她。” 张晓水日夜兼程，几乎滴水未进，终于赶回老家，将徐文淑安葬在张家的祖坟旁。 三十年后，张家后人又为她立了一块新墓碑，上面刻着：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男晓水立。 她这一生，受尽冷落，但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名字和一块碑。 徐文淑的命不算好，但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声泪俱下地讨要什么。 她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把冷淡的丈夫当作自己要守护一生的亲人。 她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荡气回肠的故事。有的，只是一个女人最朴素的坚持——不怨，不争，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