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被蒋介石下令“永不录用”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决定开一个打捞公司，为此他投入了血本。 徐恩曾与戴笠，这两位历史上的特务组织领导者，其生涯起伏与命运的转折。他们俩的命运，可以从他们的职业生涯、个人行为乃至亲属问题中窥见一斑。 戴笠的职业生涯起步较晚，但他通过不断的努力与机遇的把握，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1928年北伐期间，戴笠尚属无名之辈，直至1930年组建第一个特务组织，开始崭露头角。1932年，蒋介石不信任徐恩曾，创建力行社，将戴笠提拔为特务处处长。戴笠凭借其对任务的严肃处理和人事的精明把握，逐渐成为情报工作的领袖，尤其是在1933年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后，他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相对于戴笠的逐渐崛起，徐恩曾则是一位资深的特务头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并在美国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他的学识和背景在当时堪称罕见。加入国民党后，徐恩曾迅速成为陈氏兄弟中统组织的核心人物，并在1931年担任中统唯一的领袖。然而，徐恩曾的私生活问题和对任务的轻视逐渐暴露了其领导力的不足。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事件是徐恩曾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顾顺章叛变后，徐恩曾机要秘书钱壮飞失踪，揭示出钱壮飞实为中共潜伏特工。此事件暴露了徐恩曾在重要岗位上的疏忽，尽管得到蒋介石的保护，徐恩曾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而中共叛变的顾顺章携带从苏联学来的特工技能回国，原本是调查科的宝贵资源，但戴笠却通过蒋介石的支持将其借调至特务处，这一行为显然削弱了徐恩曾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不仅表现在明面上的政治角逐，还深入到了情报机构的较量中。1932年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和1927年左右成立的“党务调查科”就是这种斗争的两大主角。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这两个机构逐渐形成了以收集军事情报为主的“军统”和负责整理党务的“中统”。 戴笠和徐恩曾分别是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他们之间的争斗，尤其是人才的争夺，成了两人关系紧张的焦点。特务处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员工人数迅速增加到数万人，这让徐恩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调查科在各地党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尽管如此，由于戴笠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特务处在军事情报领域屡建奇功，调查科的努力似乎总是黯然失色。 1935年，蒋介石决定整合这两股力量，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由陈立夫担任局长，徐恩曾和戴笠各自负责不同的处。尽管看似是合并，实则两人的矛盾并未因此得到解决。特别是在邮电检查处的争夺上，戴笠和徐恩曾的对立更是公开化。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尽管戴笠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特务处的影响力依然无法超越调查科。戴笠在党内的地位始终不如徐恩曾，后者得到了陈立夫等人的坚定支持，使得调查科在党内的地位更加稳固。 1938年，为了缓解这一内部矛盾，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将“中统”和“军统”分家，标志着两个机构独立的开始。 1940年代，国民党内的两大情报机构“中统”与“军统”分别展示了其领域特色与策略差异。以徐恩曾与戴笠为首的两大机构，各自展开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暗战。 徐恩曾的私生活问题频频出现。他与中共女叛徒费侠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两人的关系密切到了婚姻的地步，此举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尽管蒋介石最终默许了这段关系，但费侠作为一名曾经的共产党特工，其身份问题始终是徐恩曾不能忽视的隐患。 徐恩曾的个人问题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绊脚石。1943年，徐恩曾被曝出与中国银行废旧法币有关的丑闻，尽管通过陈果夫的干预得以保存了一时的地位，但戴笠并未放弃追击。同年，“军统”发现徐恩曾在上海的一家公司涉及伪钞交易，再次给徐恩曾造成重大打击。 徐恩曾的家庭问题同样不容小觑。他的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利用丈夫的影响力大肆敛财，她利用“中统”的影响力进行高利贷与投机买卖，并且在一起人命案件中牵涉其中，其行为不仅给徐恩曾带来了负面影响，还对其职业生涯构成了威胁。 与此同时，戴笠不断加强自身在军事与警察体系中的影响力。他建议蒋介石设立警察总监部，意在掌控全国警力。徐恩曾得知后迅速制定了对抗方案，成功说服蒋介石采纳地方警力管理模式，暂时挫败了戴笠的计划。 此外，徐恩曾对特务工作的轻视也逐渐暴露无遗。1944年，徐恩曾在“甲种会报”上因准备不足而表现不佳，与戴笠的精心准备形成鲜明对比，导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急剧下降。徐恩曾将中统工作大部分交给下属，自己则专注于交通部的工作，这种不务正业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结。 1945年，蒋介石终于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所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