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花25000元，买了《活着》的电影版权，邀请葛优演福贵，葛优拒绝了，母亲骂他：张艺谋的电影，不要钱也要演！葛优只好说：给我70万片酬就演！张艺谋一拍大腿，一言为定！ 1988年，张艺谋用一部《红高粱》拿到了国际电影大奖，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新一代导演。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让张艺谋的导演履历表上再添光辉。 1992年，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和田壮壮，分别执导了《霸王别姬》和《蓝风筝》，张艺谋也不甘示弱，他一直在寻找好剧本。 1992年，张艺谋找到作家余华，希望他能将《河边的错误》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谁知，两人见面一聊，余华却否定了他的想法。 余华直接说：“你别拍那个了，我手里刚成了一个，这个才是最好的作品，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余华边说边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藏作品《活着》递给张艺谋。 没想到，张艺谋看到《活着》后当晚失眠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他拿着20000元现金来到余华家，要买《活着》的影视版权，而且，这是小说改编权的定金，随后还有5000元酬劳。 余华惊呆了，他没有想到，稿费只有几百块的这篇小说，竟然能有这么高的改编费。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25000元可是一笔巨款，余华一口答应下来。 接下来，张艺谋开始选演员了，男女主角分别定了葛优和巩俐。 葛优当时一听说是部文艺片，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他想着这种文艺片的片酬肯定不会太高。做电影文学编辑的母亲劝说他：张艺谋的电影不要钱也要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后来张艺谋再次找到葛优时，葛优直接开口：除非你给我70万片酬！ 张艺谋一拍大腿，没问题！直接邀请他签订合同，并选择时间为机组人员做准备。
签完合同后，葛优才知道，原来投资方的底线是300万，他悔的肠子都青了。 1994年，张艺谋执导、巩俐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 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真实，这部电影虽然在国外获奖，但至今仍然没有在国内获得公映。 得益于这部电影的巨大反响，《活着》在海外拿下意大利最高文学奖项，在国内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余华也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作家，获得了超过1550万的收益。 《活着》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它的内容足够打动人心，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的现实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就连余华自己都说，自己是边哭边写的。 葛优饰演的福贵，本来是个富家少爷，娶了巧珍过着悠游的闲散日子。但他嗜赌成性，把土地、房屋统统都输光，把父亲活活气死，他和母亲、妻子、孩子艰难度日。一贫如洗的福贵进城给生病的母亲抓药，但半路上被抓去当兵上了战场，后来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家乡。 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刚刚开始上演。 在一次次家庭变故中，福贵亲手埋葬了6个至亲至的人：他爹，他娘，家珍，有庆，凤霞，二喜，苦根。但他没有在痛苦中麻木，也没有陷入无休止的自责，他看透人间冷暖，到最后，他还是用力地活着，他把对亲人的相思寄托在老牛身上，他给牛起名为福贵，也许是想牵着自己的一生。 《活着》我读过不少于5遍了，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悟。尽管故事很凄惨，但全书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给人以勇气。《活着》就是一部让人在苦难之中看到希望的小说，它告诉世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但它始终没有断。 《时代周刊》曾评价《活着》：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
至亲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比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他的苦难一点点被加重，每一次都感觉他要倒下，可每一次福贵都挺了过来，他学会了和命运和解，虽然有眼泪，有痛苦，可最后他都选择了坚忍。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 《活着》是最好的幸运，亦是最大的勇气。哪怕前方的路有多难，有多苦，也要勇敢向前进。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如果你觉得生活很累，迷茫困顿，想要深刻体悟人生真相的种种，不妨读读这本小说，找到生命的温度和力量。 《活着》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承载着一种厚重的精神。命运的波澜起伏，时间的神奇无涯，以及人在苦难面前不服输的姿态，都在字里行间交织汇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