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遵义会议作为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起点。然而这样一个起点的代价却不低，此前的屡次反围剿作战中，已经让革命部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道路选择的重要建议。在遵义会议之上，尽管多数人都是支持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提议，可有一个人却成了例外，不仅极为反对这样一个建议，还十分拥护博古此前走的错误道路，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又为什么要坚持博古的错误道路不放呢？

当遵义会议召开后，毛主席提出了关于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议，很快在会议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在没有参考案例的前提下，如此根本地改变此前所制定的革命方案，可谓是一种冒险，于是在会议上，毛主席的提议并没有占据上风。就是在这样一种争论不休的背景下，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不仅强烈反对毛主席的提议，还对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产生了怀疑，这个人便是当时博古路线的唯一支持者-凯丰。

凯丰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会对毛主席的提议产生强烈抵制，与其求学经历分不开关系，曾经参加过武昌反军阀起义的他，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屡屡得到重用，成为了当时党组织中的骨干人才。因为宣传工作出色，所以在反动势力夺权后，凯丰自然成为了其眼中钉，沦为了反动当局搜捕的对象之一。为了保护这位珍贵的革命人才，党组织不惜耗费巨大代价，将其送往莫斯科学习，这让凯丰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生的挚友-博古。

除了与博古的私人感情外，影响凯丰最深的还是苏联的革命理论。对于苏联革命理论认识上的固化，使得凯丰在回国后，一直大力推广这种革命模式，希望将其直接复刻到中国，用一段不长的时间，就取得革命的胜利。

不过事实证明凯丰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的，数次以城市为据点的争夺可以说付出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况且中国当时并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即便是拿下了部分城市，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一些以城市为争夺目的的战役中，毛主席往往发表了反对意见，不赞成贸然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同时夺取了城市也并不能达到发展工人群体的战略目的。

长期浸泡在苏联革命理论之中的博古等人，此前更没有把毛主席的话当回事，直到湘江战役后，才逐渐明白了其用意所在。在连续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后，革命部队不仅伤亡惨重，还一度转为了被动防御态势，革命根据地后来在敌人的围剿之下，接连丢失，这让博古等人的战略错误可谓是暴露无遗。尽管战略上的错误已然成为了事实，可博古丝毫没有改变战略的意思，加上遵义会议上，有了凯丰的支持后，他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战略，更是连连抨击，企图顽固不化地走着错误的革命道路。

虽然有了凯丰这么一位铁杆支持者，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战略错误还是被不少领导干部给指了出来，特别是张闻天的一段发言，尽管没有长篇大论，可却戳中了博古战略问题的要害，他只是说了博古的战略报告没有实事求是，过于理想化和个人化后，便让其深感再难当重任了。

有了张闻天一针见血般地指出问题，此后的各位领导干部便纷纷指出了博古战略上的具体问题，这让坚定支持博古战略的凯丰，也顿时感到无力回天了，于是在遵义会议后，博古的战略方针被彻底推翻，全新的中国特色化革命路线成为了党组织的战略指导方针。

在后世来看，具有重要战略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散会之后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不过当时散会之后的凯丰却是脸色沉重，会议似乎也像是不欢而散，毕竟对于在苏联留学过的这批革命人才来说，推翻过去的传统革命理论，无疑是对他们学识的否定，自然是无法被接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革命工作中逐渐认识到生搬硬套他国革命理论所出现的问题后，凯丰还是欣然接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中国特色化革命道路的提议，这让他日后回归了正轨，依旧在革命事业中充当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可随着凯丰在建国后的病逝，他的后人们在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时，便难免遇到尴尬，毕竟凯丰的求学历程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能得到理解，于是他的后人只能通过不断解释，来化解外人的歪曲理解，如此化解尴尬的过程也未尝不是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