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必须要建！就算花费360亿又怎么了？”这是我国高能物理专家王贻芳提出的建议，但是杨振宁对此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声称王贻芳考虑得太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盛宴已过＂——2016年6月，在中国物理学会讨论＂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关键技术验证装置＂申请＂十三五＂项目的会议上，已95岁高龄的杨振宁院士说出了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这位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用简短有力的四个英文单词，表达了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路线的深刻忧虑。 而在会议的另一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则坚定地为自己在2012年9月提出的CEPC项目辩护。这位近几十年在高能物理领域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热切期望中国能建设一座能量达到120GeV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预算360亿元的＂希格斯工厂＂。 时间倒回到2013年，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时，全球物理学界一片欢腾。这一奖项是对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的理论预测的认可，更是对欧洲核子中心（CERN）在2012年成功观测到希格斯玻色子这一里程碑实验的间接肯定。这个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解释了物质为何有质量这一基础问题，填补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 王贻芳看到了这一重大发现背后的机遇。他带领团队提出的CEPC设计中，当正负电子在240GeV能量下碰撞时，预计将产生一百万个希格斯粒子，这正是研究这一神秘粒子特性的绝佳平台。在他看来，这座＂希格斯工厂＂将使中国跻身高能物理研究的国际前沿。 历史的镜头继续拉远至1988年，中国第一座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建成。当时，国家一年财政收入仅1000亿元，而这座对撞机从最初计划的9千万元，最终耗资3亿元建成。彼时中国科学家们月薪不足百元，却见证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 正是这段历史，让杨振宁心有余悸。他从1971年首次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科学发展，对国家投入与产出的平衡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他看来，粒子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不应在这个时候投入巨资建造超级对撞机。 两位科学巨擘的观点碰撞，折射出的不仅是对一个科研项目的不同态度，更体现了对中国科学发展路径的不同思考。在科学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究竟如何取舍？在国际科技竞争的格局中，中国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最终，CEPC项目未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但关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道路的讨论并未停止。 2025年初，中国科研界仍在回味那场关于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激烈争论。透过时间的镜头，我们能更加清晰地审视这场科学与国力的博弈。 当欧洲核子中心在2020年宣布投资210亿欧元建造新一代对撞机时，王贻芳的提案再次引发热议。他的计划更为宏伟：总长70公里的超级对撞机，是欧洲LHC的4倍。在他看来，这台＂希格斯工厂＂将使中国在探索物质世界最基础问题上占据先机。 ＂宇宙中隐藏着一种非常神秘的物质——暗物质，占宇宙总质量的95%。＂王贻芳在公开讲座中解释，＂对撞机不仅可以研究希格斯粒子，还可能帮助我们发现暗物质，解开宇宙构成的奥秘。＂ 然而，杨振宁的四点忧虑同样发人深省。他曾在会议上直言：＂高能物理有其它更加值得探索的方向，没有必要死守于这一个点。＂在他看来，即使项目成功，＂主导技术的百分之九十都不可能是中国＂，中国可能是＂为人做嫁衣＂。 或许更令人警醒的是杨振宁提出的经济考量。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在高峰时需要200兆瓦的电量，相当于日内瓦全城耗电的三分之一。按每度电1元计算，仅运行一小时就需要20万元，更不用说数据计算的额外开支。杨振宁预计CEPC至少需要200亿美元，＂后期维护费用比一年的工程支出还高＂，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这场争论让人想起1980年代修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历史。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仅1000亿元，科学家月薪不到百元，却投入3亿元建设对撞机。尽管成本高昂，这一决策为中国高能物理奠定了基础。 欧洲对撞机的成功确实令人瞩目。2012年，LHC实验证实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填补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粒子解释了物质为何有质量——它通过自相互作用而获得质量，进而使粒子能够结合为原子、分子，塑造了整个物质世界。 但是，欧洲是通过多国联合方式建设对撞机，分摊了巨额成本。杨振宁的潜台词似乎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效仿欧洲模式，寻求国际合作，而非独自承担全部风险？ 这场争论的核心不仅是一个科研项目的去留，更是关于科学前沿探索与国家发展需求平衡的深刻思考。从理论到实践，从科学发现到改变人类生活，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当杨振宁说＂CEPC短期内无法提高生产力，五十年内对人民生活没有实在好处＂时，他提出的正是科学价值与现实回报的永恒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