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个特征，只要老百姓被武装起来，就算混的再惨，外敌也很难打进来。 在清朝的军事体制中，八旗军和绿营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朝建立初期，随着征服中国的各项任务逐渐完成，统治者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管理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同时维持内政的稳定与军队的秩序。 在这一背景下，清朝逐步形成了由八旗军和绿营军构成的特殊军事体系。八旗军作为满洲贵族的精英力量，主要承担着与汉族军队即绿营军的制衡与监控任务。绿营军则更多地被视为地方性的治安力量，承担着防止民众起义的责任。 清朝历史中，几乎每个时期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起义与暴动，这一现象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军事体制。在清宣宗统治的三十年内，仅关内汉地就发生了27次起义和暴动。 道光元年，云南发生了永北厅的汉彝起义；道光四年，凤山地区爆发了杨良斌、许尚起义；道光十三年，山东赵城爆发了曹顺起义等。这些起义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使得清朝不得不在军事部署上做出一些调整。 清朝朝廷意识到，单靠八旗军和绿营军的传统编制已难以应对频繁的起义与暴乱。因此，清朝加强了绿营军的治安职能，使其成为了地方上的警戒力量，分散驻扎在各地，以确保地方秩序的维持。 然而，这样的军事体系虽然在控制民众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却难以应对更为复杂的战事，尤其是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 清朝的军事体系以防范民众起义为主，更多侧重于镇压规模较小的武装起义，缺乏对外战斗的准备。而英军的进攻则展示了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使得清军的传统作战方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事实上，清军不仅在战术上落后，连英军的肉搏作战都无法有效应对。对比之下，英军的攻势显得无坚不摧。 道光帝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并未采取总动员的方式来应对外敌。在清朝长时间以来的统治中，朝廷对民众的武装始终抱有戒心。 民众武装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无法控制的暴乱与不安定。因此，清朝的防御体系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正因如此，当英军侵入广州时，奕山给清宣宗上密奏，明确表示“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态度则更为复杂。英军进攻广州之前，当地的乡绅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乱，筹款组织了一支民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团并非为了对抗英军，而是为了防备清朝军队的掠夺。 英军沿途的行动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反感，许多地方的百姓宁愿站在一旁旁观，也不愿意为清军效力。 在英军攻占镇江时，江宁副都统海龄对增援的绿营军提出了拒绝，并且在镇江进行了屠杀。这一行为激怒了当地的百姓，导致镇江的老百姓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主动向英军出售蔬果。 尽管民众在一些局部战斗中展现出了不小的抵抗力量，但清朝始终未能有效调动民众的力量来抵抗外来侵略。在广州和定海等地，英军的军纪问题激怒了当地百姓，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侵略者。 虽然这些民兵往往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但清朝未曾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指挥，导致民间力量始终未能成为改变战局的关键因素。 清朝无法动员民众抗敌的根本原因，仍然源于朝廷与民众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在清朝统治的历史中，满洲贵族与汉人之间的隔阂一直未能消弭，统治者始终将百姓视为潜在威胁。而一旦将武器交给民众，历史上已有的频繁起义便会迅速反弹，激化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道光帝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或许鸦片战争的结局会有所不同。然而，由于朝廷始终无法改变与民众的敌对关系，清朝的统治在外敌面前显得极其脆弱，无法扭转局势。 参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