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

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即将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而陈公博则在上海暗中躲避追捕。他深知自己无法逃脱罪责，每天在城市的阴影中游走，形同过街老鼠。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6天后，国民党总司令何应钦下令逮捕陈公博，要求将其押送南京。此时，日本政府已无力反抗，他们同意交出陈公博及其他汉奸。 1946年6月3日，这一天，对于曾经权倾一时的“汉奸”陈公博而言，是他最后的日子。不同于普通的刑罚执行，这次处决被严格保密，所有的细节都在背后悄然进行，甚至连执行命令的传达都显得极为隐秘。 当天清晨6时30分，南京江苏省高院的院长室里，院长孙鸿霖正接待一位来自政府的机要秘书。秘书递上了一封亲笔信，信封里密封着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的一份指示。 信上内容简洁而明确：“9点之前秘密执行，现场不留痕迹，10点之前安排空中摄影。”这封信的传递，标志着陈公博命运的最终定论。 陈公博此时仍未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向死亡的深渊。虽然他早已收到了死刑判决书副本，但他依然寄希望于那些可能的“贵人”能够在最后一刻伸出援手。按照惯例，陈公博在监禁期间依旧过得相对安稳，依然保持着每日的练太极和读佛经的生活方式，仿佛一切如常。 就在这时，监狱的看守长叶瑞庭带着一大碗浓墨、一支大号毛笔和两条大红洒金空对联纸走了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物品摆在陈公博床前，恭敬地请求他挥毫写字。 对于这位曾经的汪伪政府“代主席”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惯常的求字行为，许多狱中的人，包括其他汉奸和狱警，常常争相求取他的书法，认为其字迹将来可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陈公博虽然心知自己罪恶滔天，却依然欣然应允，拿起毛笔写下了对联：“瑞庭先生属——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然而，在写到“博”字的最后一点时，陈公博突然停下了笔，眉头紧锁，显得有些不安。“啊呀呀，”他自言自语，“该是‘新’字，而不是‘心’字。”他准备重写，但叶瑞庭连忙阻止了他，表面上显得恭敬，实则心中焦急，显然他知道时间紧迫，无法容忍任何拖延。 陈公博察觉到叶瑞庭的急切，心头一阵不祥的预感。叶瑞庭的言辞随即让陈公博感到不安，他清楚地听到那句“今天”之后的冷酷语气——“不，就是现在。”他意识到，所谓的“贵人”已经没有希望，死神已经逼近。 随着陈公博面色变得苍白，他的内心也在剧烈翻涌。他不由得愤怒地骂道：“叶瑞庭，你好狠的心！”然而，看守并未理会，只是从怀中取出一瓶五加皮酒，递给他，表示这是个人的“饯行”。这一时刻，陈公博明白，自己从此再无翻身之地。 大约在早晨8时半，陈公博被带到了执行现场。高院的法官李曙东依照惯例，先是例行询问了陈公博一些基本信息。面对这位曾经作威作福的汉奸，李曙东冷峻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籍贯何处？今年多大岁数？” 陈公博的回答有些慌乱，然而，依然尽力保持镇定。在他心里，虽然已然感到绝望，但那份死不悔改的姿态仍在作祟。他仍然幻想着奇迹的出现，甚至在回答时主动提出自己还未写完给蒋介石的“遗书”，请求给自己一小时的时间续写。 对于这种请求，李曙东并未反驳，而是冷冷地回应：“此地有文房四宝，可否续完？”但陈公博此时已无心再写，挥手示意：“不必了，不必了。” 接下来，询问进入了财产清查的环节。李曙东问他是否有动产、不动产，陈公博愤怒地回应称“没有”，但他还是提到自己有两件物品，分别是汪精卫赠送的茶杯和日本天皇所赠的旭日大绶章。陈公博恳求这些物品能够随他一同埋葬。 之后，陈公博被带到东边的小花园，这里是执行处决的指定位置。临行前，他向检察官询问执行人，检察官指着身旁的法警。陈公博无奈地请求法警打得“好一点，不要太破相”。 然而，法警的回应并没有丝毫的同情，陈公博的话音未落，子弹已从背后射入他的头颅，结束了他这位大汉奸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