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郭沫若强行打开了万历皇帝的陵墓，没曾想，随后眼前发生的一幕，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得知消息后的周总理怒斥道：从此之后不能开掘帝陵！ 1955年，一份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六人联名签署的申请书，摆在了国务院的办公桌上。这份申请书的内容，是关于挖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 在多方征询意见后，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项申请。随后，一个专门的长陵发掘委员会迅速组建完成。 郭沫若等人选择长陵作为发掘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陵中长眠的是明成祖朱棣，他在位期间开创了永乐盛世，是明朝最为鼎盛的时期。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发生在朱棣统治时期，这让申请人们认定长陵中必定藏有大量来自海外的奇珍异宝。更重要的是，他们推测在朱棣的陪葬品中，极有可能保存着完整版本的《永乐大典》。 这部《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收录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典籍资料。可惜现存的《永乐大典》仅剩约四百册，不到原书的四分之一。 发掘队开始了艰苦的勘察工作，他们使用了当时能用上的各种技术手段。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地宫的线索。 就在发掘队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似乎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垮了定陵宝城西南角的封土围墙，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券门。 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在明十三陵中规模适中。这个意外发现让发掘团队看到了新的希望。 经过认真讨论后，发掘委员会向上级提交了更改发掘对象的申请。最终，这份将发掘目标从长陵改为定陵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1956年初，考古队开始了对定陵的发掘准备工作。这座沉睡了近四百年的帝陵，即将迎来它命运的转折点。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发现定陵的地宫建筑格局与传统的帝陵记载大致相符。地宫呈十字形布局，主室位于中央，四周分布着配殿。 当时的考古技术和保护手段都相对落后，这也为之后的文物保护埋下了隐患。考古队采用了最谨慎的方式推进发掘工作，生怕因操作不当而损坏地宫中的文物。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发现定陵的建造工艺极为精湛。地宫的石块之间几乎看不到缝隙，整体的防水性能也相当出色。 1956年春天，当考古队打开定陵地宫的那一刻，一股尘封了数百年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也是一个灾难性的开始。 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技术还十分落后，没有现代那样精密的保护设备和完善的保护措施。当新鲜空气涌入地宫的瞬间，许多珍贵文物就遭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最先遭受破坏的是地宫中数量可观的丝绸织品，包括帝后的龙袍凤服和各类绫罗绸缎。这些织物在接触到新鲜空气的瞬间就开始快速氧化，仅仅几分钟就变得暗淡，随后逐渐破碎。 同样遭受重创的还有大量的字画珍宝，这些纸质文物在突然改变的环境中迅速变质。许多画作甚至还来不及记录就已经化为灰烬。 尽管如此，考古队依然从定陵中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文物。据统计，出土的文物总数超过3000件，种类繁多。 在这些文物中，金器、银器和玉器数量最为可观。其中不乏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等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器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队在定陵中发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百子衣＂。这是一件用金丝编织而成的丧服，上面绣有一百个童子图案。 除了这些贵重物品，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日常用具，这些器物为研究明代皇室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它们中的许多都因保护不当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发掘工作持续了近三年，直到1959年，定陵博物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地下帝王陵墓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了帝王陵寝的宏伟建筑。 博物馆的建立本应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让普通民众有机会了解历史，感受帝王陵寝的壮观。但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在匆忙建立博物馆的过程中，许多文物的保护工作并未得到妥善处理。保存环境的不达标导致一些文物持续劣化。 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文物，由于当时缺乏相应的保护技术和设备，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逐渐损坏。 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充分暴露出了当时考古技术的局限性。这些经验教训也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次发掘虽然获得了大量文物，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很多无法复制的历史文物，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了时光中。 在定陵遭到破坏后不久，郭沫若等人又提出了继续挖掘明长陵的申请。 这一次，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坚决反对。经历了定陵的惨痛教训，周总理下达了一个重要指示：十年之内，不再开启任何帝王陵墓。
心痛的错觉
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