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进攻热河，然而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竟一触即溃，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孙殿英却率领他的四十一军在赤峰和日军展开了阻击战，东陵大盗一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1922年，孙殿英决定投身军旅，不久便晋升为军长。1925年秋，他与部队前往山东济宁，投靠了当地军阀张宗昌，很快被任命为师长，并因其圆滑的人际关系和军事才能，不久后升任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 1928年，面对北伐军的压力，孙殿英的部队节节败退，最终归顺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他侥幸未受处分，反而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同年夏季，孙殿英的部队驻扎在河北蓟县附近，临近著名的东陵。东陵作为清朝两位著名帝王的陵墓所在，藏有无数珍贵文物和金银宝石，孙殿英怀着对宝藏的无尽贪婪，最终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墓行动。 孙殿英借口军事演习封锁了东陵地区，夜间偷偷挖掘墓穴。他们破解了乾隆及慈禧的墓道防御，甚至使用炸药炸开石门。在孙殿英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将墓室内的文物和尸体上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将尸体肢解以搜寻所有可能藏匿的宝物。 东陵被盗的消息迅速传开，引发了国内外的极大震动。清宫最后的皇帝溥仪极力施压政府，要求彻查并惩处罪犯。国人对此盗窃行径感到愤慨，纷纷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民国政府为了平息民愤，迅速启动了调查。然而孙殿英为了避免处罚，将一部分盗来的宝物送给了影响力人物，如宋子文、孔祥熙等，通过这些关系，他成功地避开了官方的严格追捕。 1933年，随着日本军队的侵略加剧，孙殿英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再次被推到了抗日前线。日军向赤峰发起猛烈攻势，孙殿英在接到命令后迅速组织部队驰援热河，部署了精心的防御战术。他的部队在没有明显军衔标识的情况下，隐秘进入赤峰，成功伪装并准备迎战。 3月2日，日军全面攻击赤峰，孙殿英的部队虽然炮火支援延迟，但他亲自上阵督战。尽管日军调整战术，孙殿英仍然组织部队展开街战，坚守赤峰。直到3月8日，面对日军的增援部队，孙殿英才带领残部撤退。 1943年4月23日，孙殿英率领部队投降给日军，并加入了汪伪政权，领导了所谓的“和平救国军”。他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对抗抗日的行为，但孙殿英后来声称，这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从内部瓦解日军。这种说法在战后为他重新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被重新编入国民革命军，成为新编第四路军的一部分。 1947年春，解放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力量，刘伯承与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计划解放豫北地区。3月22日，豫北战役爆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国统区，孙殿英的部队迅速陷入苦战。 孙殿英驻守的汤阴成为了战役的焦点。面对解放军的强势进攻，孙殿英采取了极其坚决的防御措施。他对汤阴城的防御工程进行了重大加固，护城河被加深并加宽，城墙加固并增设了多层射孔，甚至在周围地区大量布置了地雷，形成了坚固的防线。 4月4日，当刘邓大军正式向汤阴展开总攻时，虽然刘伯承曾试图通过发射无引炮弹内含的信件劝其投降，孙殿英却坚持己见，决定坚持战斗。他深知解放军的攻城策略，特别是在地道战方面的技巧，因此他加强了防御措施，甚至在一夜之间炸塌了解放军挖掘的地道。 解放军并未因此气馁，他们改变战术，利用夜色，在城下挖掘战壕，并建立了多处炮阵地和地堡，这使得孙殿英的部队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下。解放军的火力和战术优势逐渐显现，孙殿英的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 战斗持续了半个月，在物资和武器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孙殿英试图请求外援，但未能得到有效支持。最终，面对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和不断增加的解放军力量，孙殿英的抵抗显得愈发无力。 战前，孙殿英已请求蒋介石的支援，企图借助重兵力量保持阵地。然而，解放军通过精确的情报掌握了这一动向，并决定利用这次机会重创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解放军在详细规划后，于4月中旬开始了对汤阴的围攻。 5月1日，解放军在凌晨发起了全面攻击。利用夜色和轻机枪的掩护，解放军部队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逐步推进至城区。孙殿英的部队抵抗薄弱，伤亡惨重，未能有效阻止解放军的进攻。 随着战况的恶化，孙殿英在一番挣扎后认识到形势已不可逆转。他曾一度试图自杀，但被身边的随从阻止，并被迫隐蔽在城东南的大型地堡中。随后，在解放军的压力下，孙殿英最终选择投降。 解放军在保证他的安全的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看护。这期间，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会见了孙殿英。孙殿英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过援助八路军的行为，这一点被刘伯承所记得并赢得了一定的优待。 孙殿英在被押期间的健康状况也引起了关注。长期吸食鸦片导致他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解放军努力为他寻求医疗援助，但由于条件限制，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孙殿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达了对自己过去行为的悔恨，他在1947年9月30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