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一个人在社会上，礼貌是没有用，谦逊也没用，古道热肠也没有用，忠厚老实也没有用，你再守规矩也没有用。除非你有权势，变得有地位了，有影响力了，你有名望、有资源、有话语权了，有极具威慑力了。什么克制，什么隐忍，什么委曲求全，什么体谅，都无法换来别人的尊重。” 在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他通过对谭嗣同和梁启超两个人物的描写，展现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将谭嗣同描绘为烈士，而梁启超则是他心中的“战士”。对于李敖来说，他不愿意成为烈士，因为烈士意味着失败，他更愿意做战士，一路赢下去。但是，如果将他理解为一个无畏的英雄，也未必能准确把握李敖的真实意图。他并不崇尚莽撞的无知勇气，反而对那些不懂得技巧、冲动行事的人持批评态度。 1949年，14岁的李敖随家人一起搭乘轮渡前往台湾。他出生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东北，成长在战乱和动荡的年代。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日后会对华人世界和华语写作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李敖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整个华文世界。 无论人们对李敖的了解有多深，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两个印象：一个是“厉害”，另一个是“怪”。李敖的“厉害”首先体现在他的天才，他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智慧。初中时他跳级，高中退学，最终考上了台湾大学的法律系。由于不喜欢那里的学习，他选择退学再次报考，最终考入了台大历史系。 传闻中，李敖在台大临近毕业时，曾参加一次论文答辩，进了答辩会场后，面对三位教授时，大家默默无言，双方坐了半小时没有任何发言，最后教授无奈地说道：“李敖，你答辩通过了。”李敖惊讶地问：“你们什么也没说，我也没讲话，怎么就通过了？”教授无奈答道：“我们知道，一开口肯定会被你驳倒，所以干脆不说了。” 2005年9月，台北市中山堂座无虚席。李敖以其标志性的犀利语调，向在场听众阐述着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这位曾经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的知识分子，用他数十年的亲身经历，道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真相：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人获得尊重的关键，并非取决于个人品德，而在于实力与地位。 回望李敖的早年经历，这番话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196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威权统治时期。年轻的李敖以其犀利的文笔和勇于挑战权威的态度，在文化界崭露头角。然而，他的特立独行也为他带来了诸多困境。1971年，因为其言论被认为＂危害社会秩序＂，李敖被捕入狱，在绿岛监狱服刑长达五年零两个月。 狱中岁月，让李敖更深刻地体会到权势与地位对一个人处境的决定性影响。即便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傲骨，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和立场，但在强权面前，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往往难以改变被压制的命运。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论述社会现实时最有力的佐证。 获释后的李敖并未因此消沉。相反，他开始致力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出版大量著作、参与政论节目、从事政治活动等方式，他逐步重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其影响力的提升，那些曾经对他侧目而视的人，开始主动寻求与他的交往。这种态度的转变，恰恰印证了他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真正比拼的是力量，真正博弈的是实力＂。 第一次入狱后，时隔十年，李敖因肖孟能的诬陷再次入狱，指控他侵占财产。出狱后，李敖对这口气无法咽下，决定反击。他召开记者会，痛斥肖孟能颠倒黑白，并为许多冤屈的案件发声。肖孟能的势力庞大，但李敖毫不畏惧，坚持提供证据，将肖孟能几次告上法庭。最终，肖孟能意识到形势不妙，逃往美国，再也没有回台湾。这场斗争以李敖的“大获全胜”告终。 李敖在感情上的态度也与他的性格一样直率。他曾在65岁时第一次坐飞机，克服恐惧的诀窍就是“只要有漂亮的空姐，飞机就不再是问题”。 他不吝于展示自己的真性情，毫不顾忌别人眼中的评价。他自称，“对我李敖来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直率，也认为自己是台湾唯一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屑于做。” 李敖身在台湾，却一直心系大陆，坚决反对“台独”，并支持两岸统一。他在许多书籍中都表达了这一立场。十多年前，他曾在北大、清华等名校演讲，讲述自己在台湾创作的许多书籍因批判性过强而被禁，甚至达到96本。他不在乎这些禁令，反而以此为激励，“他们禁一本，我写一本，末了还给它们排号。” 1967年，他在台北遇到了哲学家殷海光，看到老师气色不佳，李敖立刻感到殷海光可能患上了重病。尽管当时李敖经济困窘，但他还是亲自跑到殷海光家里，把老师送到宏恩医院，花掉了自己卖旧电器挣来的钱，还谎称自己经济宽裕，经常为香港出版社提供帮助。诊断结果显示，殷海光患有胃癌，李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病情，甚至建议他开刀后写一本书。李敖以强者的姿态面对老师，认为如果连生死都不能坦然面对，那所有的哲学知识也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