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1969年春天，17岁的朱梅华从上海新会中学毕业后，兴致勃勃地告诉父母，她决定前往云南西双版纳。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她的父亲是上海华生电扇厂的职工，母亲则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朱梅华的选择让父母既吃惊又担忧，他们不明白为何女儿会选择如此遥远且条件艰苦的地方。 1969年秋，带着父母的嘱托和自己许下的＂我会平安回家＂的承诺，朱梅华与84名初中同学一起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的列车。抵达后，她被分配到国营东风农场七分场三队，隶属于云南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 现实总是与想象有差距。当朱梅华和同伴们来到农场时，眼前的景象让她们大吃一惊。上海是繁华的大都市，而这里却是一片等待开发的荒地。她们的宿舍由四面土墙和一个茅草顶搭建而成，没有自来水，更别提电灯和电话。她们必须每天自己打井水，自给自足地种菜养猪。 最让朱梅华和同伴们难以接受的是厕所的条件。厕所距离宿舍有50米远，是一个由土坯围成的一米多深的坑，男厕和女厕之间仅有一墙之隔。在＂不讲特权＂的原则下，她们只能逐渐适应这种艰苦的环境。 1974年4月2日，西双版纳迎来了一场异常的雨。按照往年的气候规律，四月份应该是旱季，但那年的雨水却来得格外早且猛烈。 当晚，身体一向健康的朱梅华突然腹痛如刀绞。舍友刘桂花后来回忆说，朱梅华起初尝试按摩腹部以缓解疼痛，希望能挺到天亮再去卫生部就诊。然而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她想去厕所的感觉。 经过一番考虑，朱梅华试图叫醒刘桂花陪她一起去厕所，但劳累一天的刘桂花很快又睡着了。朱梅华不忍心再打扰她，决定独自前往。她还曾找过邻近宿舍的杨寿银，但杨寿银刚上过厕所，婉拒了她的请求。 大约在晚上9点35分，雨势稍微减小，朱梅华披上外套，穿着黑布鞋，拿着一盒火柴，独自走进了漆黑的夜色中。没人知道在通往厕所的那50米路程中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清晨，人们只在厕所附近发现了她的一双黑布鞋，两只鞋相距90厘米，鞋面朝上，现场没有任何打斗或挣扎的痕迹。 连队迅速部署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据记载，搜寻路线以朱梅华宿舍为中心，近则方圆数里地内，远则延伸到中缅边境线内外。各小组分头行动，有的负责搜索农场周边的橡胶林，有的深入山谷沟壑，还有的调查附近的村庄。即便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他们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即便挖地三尺，也要把朱梅华找出来！＂ 线索瓶颈之际，有人提出朱梅华的男友祝为鸣在她失踪当天曾来找过她，两人因分手一事争执不休。这一信息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祝为鸣迅速成为了调查的焦点。＂ 面对接二连三的质疑和盘问，祝为鸣坚称对朱梅华的失踪毫不知情。然而，越来越多的证人表示看到他当晚与朱梅华见过面，使得嫌疑越积越深。不堪重负的祝为鸣甚至一度试图自杀以证清白，幸被及时发现才捡回一条命。 1976年3月，案件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当时任连队指导员的蒋井杉因奸污侄女被捕，竟然在审讯中坦言自己在那个雨夜强奸并杀害了朱梅华，还称将她埋在了连队的猪圈里。民警连夜对猪圈进行了彻底搜查，却一无所获。 时光荏苒，朱梅华失踪案逐渐淡出公众视线，但从未真正被遗忘。2018年11月18日，为纪念朱梅华，相关组织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龙泉公墓为她立了一块特殊的墓碑。墓碑上是朱梅华20岁时的黑白肖像照，碑文简洁而沉重：＂朱梅华，女，一九五三年二月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日下乡到东风农场七分场三队，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晚在驻地单独上厕所时失踪。＂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朱梅华的母亲仍旧日复一日地守在窗前，期盼女儿归来。从青丝等到白发，45年如一日的等待让她的眼睛几近失明，却无法熄灭心中那盏希望的灯。 2000年代初期，一支探险队在中缅边境地区发现了一处疑似当年知青居住过的简易木屋。屋内墙壁上刻有上海方言书写的文字，引发了新一轮对朱梅华失踪案的关注。调查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取证，但由于年代久远，无法确定与朱梅华案件的直接关联。尽管如此，这一发现仍然为案件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2009年夏天，一群曾经在东风农场生活过的老知青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聚会。席间，一直沉默的老知青张忽然开口，点燃一支香烟，缓缓吐出一个问题：＂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这个简单的提问，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在场的老知青们面面相觑，随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