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多少钱？”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8年寒冬，北京一间简朴的居所内，97岁的钱学森突然对儿子钱永刚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 这句话让钱永刚瞬间红了眼眶——这位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家，晚年竟连一台电视机的价格都要犹豫。 此时距离他离世仅剩不到一年，而他一生为祖国创造的财富与荣耀，早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钱学森的一生，是“家国”与“名利”的极致抉择。 1940年代，钱学森已是美国顶级科学家，月薪200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拥有自由出入五角大楼的特权，甚至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 美国海军次长曾称他“抵得上五个师”。 1955年，历经五年软禁与抗争，钱学森携家人回国。 面对骤降至335元的月薪，他主动要求减薪，并将稿酬悉数捐赠国家。他说：“我姓钱，但不爱钱。” 他的衣柜里仅几件旧衣，床头的“移动书桌”堆满科研资料，家中唯一“奢侈品”是一台老式收音机。 秘书回忆：“钱老晚年卧床时，连翻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却坚持让家人读给他听。” 钱学森提出买电视的请求，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晚年身体衰退与家国情怀交织的无奈。 97岁的他，双眼几近失明，耳朵也听不清广播里的高频声音。他曾尝试用放大镜阅读科学期刊，却因视力模糊不得不放弃。 即使退居二线，他仍通过报纸、收音机关注航天进展与民生动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多次询问赛事结果，却因无法观看画面而遗憾。 当儿子搬来电视机，他像个孩子般盯着彩色画面，尤其痴迷跳水与游泳比赛。他说：“运动员的身姿让我想起年轻时在美国看歌剧的时光。”——那是他留美期间唯一的娱乐。 钱学森的晚年，是另一种形式的“冲锋”。 80岁后，他转向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提出“沙产业”“草产业”生态理念，为西部荒漠化治理提供科学框架。 他倡导“理工结合”的技术科学观，主张培养“通才全才”。1993年，他提出“系统通识教育”，强调知识体系的综合集成，至今仍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 2009年病重时，他仍在病床上听取航天工程汇报。秘书涂元季回忆：“钱老最后的话是‘一定要把中国的航天事业搞上去’。”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享年98岁。北京突降大雪，仿佛天地同悲。 灵堂设于20平方米的客厅，仅摆黄白菊花，却涌入数十万自发悼念的民众。一位外地妇女中途下车，辗转千里只为献上一束花。 三军仪仗队抬棺，党旗覆身，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到场。周恩来曾为他特配食品化验员，此待遇连十大元帅都未曾享有。 他的教育观、科研方法论至今影响深远。国防科技大学少将马望星评价：“钱老的技术科学观，是理工结合的‘化合反应’，而非简单混合。” 那台价值不足千元的电视机，最终成为钱学森瞭望世界的“最后一扇窗”。 当他凝视屏幕中的航天发射时，或许会想起1955年归国轮船上的那个夜晚——海浪翻涌，星辰低垂，他对着太平洋立誓：“我将竭尽所能，让中国人有自己的导弹与卫星。” 而今，神舟飞船穿梭寰宇，北斗卫星俯瞰大地，这盛世已如他所愿。但比科技更需传承的，是他那超越物质的精神灯塔：真正的伟大，从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的背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