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40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
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他对我的笨手笨脚心中有数,而我对他的那句有名的格言记忆深刻。当时,他坐在我们家唯一的一张木椅上,跷着腿,剔着牙,笑嘻嘻地对我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母亲已经在教我她所理解的待师之道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吃饭要快快、饭后给师傅递上一条热毛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像个蜡烛不点不亮……记住了这些口诀,我就要前去投奔师傅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日后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我如此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师傅日后可能的摧残,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样顺利。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60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
“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我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
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马路边。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15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以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3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的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断,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作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我口袋里有一份成绩单的原件,却非要进去弄一份一模一样的抄件干什么。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
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
“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那位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他们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
“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我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既可怕又可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10分钟,一切都决定了。
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说。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语文成绩68分,数学是70分。
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担心他们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
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苟富贵,勿相忘。”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在谏壁中学,我最害怕两个人。一个是校医,另一个是教导处的罗主任。校医对我表示憎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屡屡通过自己生病这一“锦囊妙计”去折磨他的耐心。后来,他甚至拒绝给我治疗,我只得穿过浮尘蔽日的谏壁发电厂厂区,去那儿的职工医院注射青霉素。
至于罗主任,他那军人般高大结实的身材,具有摧枯朽魔力的金属嗓音,饿鹰般的眼神都让我不寒而栗。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总要远远地站住,叫他一声“罗主任”,可他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有时,他已经走远了,却突然转过身来,再朝我看上两眼,莫非,他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也许他已经发现我的入学成绩是假的了?这个念头很快就缠上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几乎每晚都要梦见他有板有眼地宣读开除我的决定。
当我把心中的沉重顾虑向一位同学和盘托出时,他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你成天心事重重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混进来的吗?”我没有追问他,他也终于没有说出答案,不过,我总算可以暂时卸去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了。
我原来学的理科,对于历史、地理这两门新课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历史老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你这不是考试,而是背书。我让你回答孔子的教育思想,你却给我来个什么孔子字仲尼家中排行老二人称孔老二……”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不通。”他气得口吐白沬,我的那张可怜的试卷也随即被他扔到了空中。
经过他这一番调教之后,我的答题方法丝毫不见长进,期末考试时的背书功夫竟然可以精确到标点符号。他照例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不过他终于没有骂我,而是换了一副笑脸,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记忆力倒也不得不让我佩服。”
语文课最让人开心。老师是位乡村宿儒,据说做过陶铸的秘书。第一堂课他就使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那天讲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他读一段,讲一段。我们怀疑他在上课之前是否先看过课文,因为他一边讲,一边满腹狐疑,最后竟至于气得破口大骂:“这算什么文章,竟然也会选入教材?不可思议……”以我们当时的眼光看来,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天山景物记》可称得上难得的美文,老师何至于如此动怒呢?选入那本教材的现代散文,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便妄加议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不被他批得体无完肤。而且,他在上课时,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写作特色从来不置一词,而对于某些毫无意义的枝节却大加阐发,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鱼翅”这个词,他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
“同学们,你们有谁吃过鱼翅吗?哈哈,没有吧?我呢?倒是吃过那么两三回……”
开心过后,担忧跟着就来了。这种说书艺人信马由缰式的授课倒是让人赏心悦耳,可高考怎么办?这是每一个削尖脑袋钻入谏中的学生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这种担忧很快就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中。“不用担心,考卷总是人出的,再复杂的锁,也总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两套模拟试题,作文不出大问题,及格总是起码吧?”他这样解释了一番,随后又绘声绘色地考证起了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准确地点。
转眼就到了1981年的夏天。6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成绩对考生本人严格保密,校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骄傲和气馁都会葬送一个学生的前途,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又碰到了罗主任。仍然是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次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倒反而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作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11点钟的时间,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每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在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