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一个国民党团长在湖南邵阳老家丢下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便匆匆地坐

1949年7月，一个国民党团长在湖南邵阳老家丢下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便匆匆地坐车去乘飞往台湾的飞机。 在1949年的中国大陆，无数军官家庭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命运。易祥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民党的一名基层营长，他的人生轨迹被时代的洪流彻底改变。 易祥出生于湖南邵阳黄泥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通过参军逐步升迁到营长的职位。在当时的军队体系中，营长只是一个中下级的军官，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都十分有限。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批军官开始考虑前往台湾。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易祥没有足够的关系网和资源带着全家一起撤退。 他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将妻子陈淑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自己则随部队前往台湾。两个孩子中，大的易浩光才一岁多，小的易浩明仅有一个月大。 陈淑珍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她与易祥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分离。 为了确保家人的安全，易祥特意安排了自己的勤务兵庚长发留在老家照顾他们。庚长发是一个四川彭水人，从14岁被抓壮丁开始就一直跟随易祥。 1949年7月的一天，易祥匆忙告别了家人，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路途。他向妻子承诺，一旦有机会就会接他们过去。 易祥走后的第一年，他设法捎回了一封信和50块钱。然而这笔钱却给家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正值土改运动期间，这50块钱让易祥的父亲遭受了严重的批斗。 从此之后，易祥不敢再给家里寄钱写信。这个由一个老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幼童组成的家庭，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求生之路。 易祥到达台湾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并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台湾，他结识了第二任妻子，育有一个女儿易云。 尽管身在台湾生活稳定，但易祥始终放不下大陆的妻儿。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对大陆的家庭怀有深深的愧疚。 到了1979年，易祥已经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多时间。在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他冒着风险给陈淑珍写了最后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他对未能尽到对父母的孝道表示歉意。得知庚长发一直在照顾自己的妻儿，他特别叮嘱两个儿子要善待庚长发。 在黄泥村，陈淑珍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性，她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农村的各种生活技能。 1964年，一场社会教育运动开始了。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台湾关系的双重背景，陈淑珍成为了重点审查对象。 在这个困难时期，庚长发成为了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支柱。他不仅要干农活养家，还要照顾一家人的日常起居。 庚长发住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危房里，经年累月的劳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当易浩光十岁上学时没有鞋穿，他把自己唯一的一双解放鞋给了孩子。 1964年的政治运动中，有人建议庚长发与陈淑珍划清界限，回到四川老家去。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履行对长官的承诺。 这个决定让庚长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一些人绑起来吊打，但他始终没有改变主意。 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孩子渐渐长大，都把庚长发当作自己的亲人。在当地方言中，他们称呼庚长发为＂满满＂，意思是＂大伯＂。 1979年，易祥在信中提出让庚长发和陈淑珍结合的建议，希望两人能互相照应。庚长发立即回绝了这个提议。 在整个守护过程中，庚长发始终恪守本分。他既要照顾这个家庭的生活，又要维护这个家庭的尊严。 两个孩子在庚长发的保护下平安长大。有一次，当地一个杀猪匠欺负易浩光，已经年迈的庚长发拿着铁锹追赶对方，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这个分离的家庭开始了重新联系的尝试。易祥的台湾女儿易云，在了解了父亲的过往后，萌生了探访大陆亲人的想法。 2012年，易云和丈夫一起来到了湖南邵阳黄泥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见到了素未谋面的两个哥哥，也拜祭了从未见过面的陈淑珍。 在黄泥村，易云见到了已经88岁高龄的庚长发。这位老人仍住在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屋内只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床和一张简陋的桌子。 2015年，一些关注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找到了庚长发。在他们的帮助下，庚长发终于表达了想要回到四川老家看看的愿望。 通过网络的力量，志愿者们很快找到了庚长发在四川的亲人。虽然他的两个弟弟已经去世，但侄子们都盼望着这位远行多年的叔叔能够回家。 2015年10月底，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庚长发踏上了回乡之路。这条600公里的路程，他用了整整50多年才走完。 回到故乡仅仅100天后，庚长发在2016年1月27日离开了人世。这位老兵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对长官的承诺。 在庚长发去世后不久，易浩光和易浩明两兄弟首次踏上台湾的土地。他们在父亲易祥的墓前，完成了多年未能实现的祭拜。 易云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与两个哥哥相见。这次团聚标志着这个被时代分离的家庭，终于实现了跨越海峡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