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荣毅仁创办中信集团后，汇报工作时发现好多国外的东西跟领导讲不清楚。索性在集团内成立了一个文印室，专门印制国外经管类知识的小册子给领导参阅。这个文印室就是中信出版社的前身。 1950年，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前，来自上海的荣毅仁首次与毛主席见面，当时的荣毅仁已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年仅34岁。 主席简短表示他是大资本家，旁边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插话。 毛主席没有继续开玩笑，而是简单地补充道：“你来了，很好。” 这种言辞令周围人都感到意外。 在无数富豪纷纷逃离时，荣毅仁一家竟然坚持留了下来，。 荣家自无锡起步，荣德生与荣宗敬便是荣家在商界的先驱。 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9岁进入私塾，15岁就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 1896年，荣德生与弟弟荣宗敬在上海创立了广生钱庄，最初资本仅3000元。 荣家凭借着稳健的经营理念，很快脱颖而出。 然而，上海的股票风潮让大多数钱庄纷纷倒闭，唯有荣家的广生钱庄坚持了下来。 1902年，荣氏兄弟投资了保兴面粉厂。 尽管厂房设备简陋，但他成功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侵略使得荣家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荣宗敬因病去世。 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一直采取压榨政策，特别是在1920年代的北伐时期，荣宗敬就曾遭到无端通缉，家族财产多次被强制扣押。 荣家为了偿还国民党政府的贷款，将三四千万元的资产作为抵押，但宋子文政府最终只支付了极少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荣德生始终坚持家族企业不出售给外国人，直至1946年发生的“荣德生绑架案”。 71岁的荣德生被绑匪绑架，并被要求支付100万美元赎金，最后以50万美元成交。 绑架案背后，参与者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们与绑匪串通。 尽管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但事件最终以政府发放奖赏金了事。 荣德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在梅园豁然洞设立了一个读书处，专门为子女请来优秀的教师进行教育。 荣毅仁在这里的生活朴素而简朴，甚至在放假期间，他和其他兄妹都没有享受过多的玩乐，而是被父亲安排去工厂实践，参与劳作。 荣毅仁曾回忆，自己在工厂工作时，甚至亲自下到机器下面去修理设备，父亲还常常来检查。 在解放前夕，上海的资本家们纷纷选择逃亡，而荣家依然扎根上海。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他正驾驶汽车行驶在街头，目睹解放军战士在路旁安静休息，完全不打扰市民的日常生活。 荣毅仁深感解放军的与众不同。 随后的上海市军管会召开会上，陈毅等领导表示要恢复工商业的运转，荣毅仁迅速安排工厂复工。 然而，由于物资紧张，他面临着挑战。 幸运的是，在中央与地方领导的帮助下，荣家企业逐步恢复了生产。 1950年，北京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工商界人士首次受邀参加。 会议的目的是讨论税收改进及税率调整等问题，参与者包括中央领导人陈云和薄一波。 荣毅仁在会上提出了有关税务改革的多个建议，并表达了工商界的诉求。 这一举动并未得到即时的回应，但令党内高层十分重视，甚至特意开设了一个晚间讨论会。 1955年，荣毅仁再次与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会面。 毛泽东提醒在场的工商界人士要放眼未来，不能仅仅关注眼前利益。 他提到了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强调人应有长远眼光。 回到上海后，他便立下誓言，将自己企业的利润用于国家建设，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 到1956年，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荣毅仁毫不犹豫地交出了全部生产资料。 荣毅仁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党内外的高度评价，尤其是陈毅的支持。 他不仅在上海人代会上为荣毅仁竞选副市长，并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力挺荣毅仁。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找到了荣毅仁，邀请他参与制定开放经济的方案。 在邓小平的鼓励下，荣毅仁提出了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方案。 该公司不仅继承了旧中国信托公司的业务传统，还肩负着引进外资、推动经济改革的任务。 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 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带领团队努力创新。 1986年，中信公司已经设立了多个海外分支，业务遍及日本、美国及西欧等地，并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经济合作。 1986年末，美国著名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公布了世界五十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赫然在列。 荣毅仁在接受采访时谦虚地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实施。 他也指出，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员工和团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1]代辛.荣毅仁早年参与家族企业活动探析[J].兰台世界（上旬）,2010(4):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