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大量毛织物和丝织物已广泛应用于人民生活、对外交往、商品交换和军事装备的方方面面，文成公主的《琵琶歌》便有“扶桑织丝乡，编竹为缝兮，灰岩为陶兮”的描述。 吐蕃时毛纺织品种类增多，已出现了色彩绚丽的多种毛、棉织品，主要有毛毯、藏被、棉袍、金帐等。 尤以牛羊毛所织的黑色和白色为主的毛毡、毛织品以质地优良、工艺精美、保暖耐用等优点成为藏民族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传统纺织用品。 多用于制作服装服饰中缝制衣袍、藏被、睡垫、鞋帽等，用于生产中的牛马驮具、垫具、盛具、包袋，用于游牧区、军事装备中缝制各类大小居住帐房等，色彩绚丽的毛棉织品还成为装点妇女的心爱之物，具有很高的审美、观赏价值。 同时，中原的纺织品大量输入吐蕃，不断在改进藏族服饰的质地和花饰纹样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695～739）应吐蕃之请，诏许嫁吐蕃赞普。景龙四年(710)，唐中宗诏令左卫大将军杨矩护送公主入蕃。 金城公主一行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第三十五代赞普墀德祖赞派专人修筑“迎公主之道”。 金城公主入蕃时，携带有大批的工技书籍和杂技诸工、数万匹锦缎以及各种器具和龟兹乐等，对促进吐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唐蕃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而民间往来，丝绸织物也占大宗。 7世纪以后，吐蕃与唐朝互通商市，吐蕃人以牛马土产等换取唐朝丝绢、布帛等物。 由于文化的交流，吐蕃纺织工艺水平迅速提高，吐蕃入贡唐朝的毛织物曾以“工巧”博得朝廷良好评价。 唐朝曾将缯绢布帛馈赠，一次竟达万余匹之多，成为当时吐蕃上层人士珍贵的服饰用料，极大地促进了唐蕃文化交流。 在中原服饰的影响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自行去掉了毡裘（即粗呢大袍），改穿绢绮，并且接受文成公主的建议，通告国人革除“赭面”（即用兽血涂面）之俗，吐蕃服饰发展到一个兴盛时期。 在布达拉宫的法王宫、大昭寺二楼的赞普佛堂，还有仓宫尼姑庙的修禅洞，都能看到身着盛装的松赞干布塑像，他以红绢缠头，身披五色彩缎半月披风，脚穿钩尖皮靴。 坐在他身边的文成公主，头戴金冠，耳缀金饰，穿镶绿边的金色锦袍，披蓝色花缎披风；尼泊尔尺尊公主戴红头巾、金耳饰，穿绿边蓝色缎袍，披橘黄色披风。 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 出土的丝绸中，“含绶鸟”织锦最多。“含绶鸟”，是指那些嘴部衔有璎珞或项链，脖子后系有绶带或飘带一类的立鸟图案，主要为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等。 这些服饰织物纹样普遍存在一种连珠纹，表现形式多样，有连珠团窠环纹、连珠圈纹、圆形连珠纹等，这些纹样图案于5～7世纪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的。 金银饰品繁多富丽，有镀金银质鹿形饰片、银钉托片、花形镀金银饰等，普遍使用环状忍冬唐草纹饰，这种纹饰是唐代金银饰品上常见的辅助纹饰。 今天藏族妇女的首饰中，许多都可以从这些金银饰品中找到它的母型。在这些吐蕃贵胄当年的服饰、用物上，浓缩了古代西亚、中亚、唐代中原和吐蕃之间多项交流的文化风貌。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逐渐形成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割据势力。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宋朝统一中原后，建立了藏族与内地的茶马互市，汉藏民族相互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读走西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