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教授演讲（内容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制度的基石可以说是公民个人的防卫权，但防卫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使的，因而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可以说，在任何社会里都没有无限的权利，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因此，正当防卫存在一个限度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正确划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这确实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逐渐的得到了解决，但还是很不够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现在司法机关处理正当防卫的时候，往往是不讲道理的司法。不讲道理也就不讲情理，光讲法律，但这是一种被歪曲了的法律。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对于人身财产的损害，这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具备了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是不是存在违法阻却的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就是违法阻却事由，紧急权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只要具备构成要件，后面就不考虑出罪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责任排除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出罪就很难。在出罪的时候，老问法律根据在哪里？其实刑法对正当防卫是有明文规定的，属于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某些司法人员却视而不见。在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出罪之难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在刑法适用中，不仅要依法，而且还要考虑情理。法的判断是一种规范的判断，相对来说标准较为明确，是非的判断却是价值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规范的判断。但过去在司法活动对司法人员的限制、约束或者政策的引导非常的强烈，对司法人员的约束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案件如果是入罪非常容易，但如果认定为正当防卫要出罪，那就难上加难。办同一个案件从工作量上来说，出罪案件的工作量可能会比入罪案件的工作量大到十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司法活动的质量，不仅要讲法，还要讲理，尤其考虑情理，这样使我们的法律适用既获得法律效果，又获得社会效果。在古代的时候，法律是很严苛的，并不讲理。后来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样一些制度引进来以后，法律把这部分情理给容纳进去了，将正当防卫合法化和紧急避险合法化。这是法律进步的重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