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八路军正在坟头烧文件，遇到了前来扫荡的日军。日军刚要上前盘查，就被翻译官一把拦下，他笑着解释道：“不用查，他在祭拜祖先烧纸呢！” 1942年，约百名新四军战士被四五百名日军包围。 敌众我寡，且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 文国才和营长带领队伍奋力突围，最终双方都负伤。 文国才肩部中弹，营长腿部中弹。 当地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将两人送到一个被称作“鬼门关”的山洞藏匿。 尽管当时山洞里几乎没有食物，百姓们还是设法将一些红薯送到两人手中。 恢复过程艰难，文国才依靠百姓送来的土方药物，经过一周的时间伤势有所缓解。 营长则待在山洞中恢复了一个月。 经过恢复后，1942年，战斗再次将他推向了前线。 在数天的苦战后，新四军成功歼灭了400多名日伪军。 文国才因肩伤未能继续冲锋陷阵，他转向了敌后工作。 文国才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侦查员。 在敌后，侦查员需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秘密采购医疗和武器资源。 在敌人逐渐封锁物资运输路径时，侦查员使用暗号和商铺进行秘密接头。 随着战斗的深入，文国才也开始宣传党的理念。 他假装经营一家饭馆。 饭馆成为了信息流通的枢纽。 在日常接待日伪军的过程中，文国才总是面带微笑，言语温和。 1944年，文国才接到上级指令，要协助部队围捕一支日伪军。 这一任务极其危险. 然而，他仍旧以一副不经意的笑脸接待日伪军，在饭馆内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行动。 就在任务即将完成时，一名日伪军警卫员察觉到了异样，文国才险些被发现。 幸运的是，侦查员队长及时解决了这一危机。 一次负责接收重要军需物资的任务中，文国才在商铺与接头人会面时，被突如其来的日军围捕。 文国才立即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用颤抖的声音请求日军放过自己，称自己是无辜的商贩。 最终他还是被捕，被带走审讯。 尽管被捕后面临严酷的酷刑和审问，文国才依旧没有背叛战友。 牢房阴暗潮湿，四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空气。 尽管如此，文国才早已学会了如何保持冷静。 当日军士兵带着凶狠的目光巡视到他的面前，他紧张地低下头，身体微微颤抖，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自己是个商贩，正在路上买货。 然而，他们依靠翻译官来了解文国才的言辞。 文国才注意到，这位翻译官对日军的态度极尽谄媚。 突然，翻译官在走到他耳边时，悄声耳语了三个字：“别暴露。” 文国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或感激，只是继续低头祈求着日军的放过。 几分钟后，翻译官在日军面前再次低声交流，日军的表情逐渐从严肃变得放松。 文国才猜测，这名翻译官应该已经为他做了辩解。 最终，尽管他并未被放走，但至少他免去了严酷的审讯和拷打。 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国才心头依然无法忘记那位翻译官的身影。 他知道，这位翻译官无疑是一位无名英雄，但他却一直活在暗影中，未曾获得应有的认可。 经过半个月的囚禁，文国才开始悄悄谋划如何逃脱。 在这个时候，他的牢房中又迎来了一个因卖盐而被捕的普通百姓。 两人暗中商量，共同策划了逃脱的计划。 他们终于在某个夜晚，趁着换岗的空隙，挖出了一个逃生洞口。 幸运的是，日军并没有追捕他们，而是选择了放任。 逃脱后，文国才将自己被捕及暴露接头地点的经过汇报给了上级。 然而，他始终没有提起那位翻译官的事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文国才决定寻找这位英雄。 然而，尽管他在战后努力打听翻译官的下落，但甚至连翻译官是否还活着都无法确认。 这样的还有很多。 当1945年战争的形势逐渐逆转，有些翻译甚至为自保开始暗中帮助抗日武装。 1945年，抗日干部翟立普正发动群众抵抗日军。 然而，他在返回故城县的途中遭遇了一支日军扫荡队伍。 翟立普立刻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文件如果被日军查获，可能暴露我军在当地的抗日力量。 于是，他毫不犹豫在一座坟头前蹲下，迅速将文件一一烧毁。 随后，他假装伤心。 然而，日军很快包围了翟立普，带头的日军军官指示翻译前去询问翟立普的行为。 那名翻译趾高气扬地走向翟立普。 翻译并未如预期般刁难他，而是草草地进行了几个简单的询问后，便发现坟头上的灰烬，还假装做了几番调查。 他为翟立普洗清了嫌疑。 听到此话，翟立普迅速将自己的良民证和路条一并交给日军检查，日军未能发现异常，最终撤退。 参考文献：[1]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4(3):4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