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14日，徐树铮在天津中州会馆的花园僻静处将已经下野的北洋元老陆建章枪杀。段祺瑞得知消息后仰天长叹，说道：“又铮荒唐，这次闯的祸太大了！” 段祺瑞并非心慈手软，更不是悲天悯人，他之所以如此震怒，并非因为陆建章的死，而是因为徐树铮打破了北洋军阀内部那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这条“潜规则”，如同江湖上的“盗亦有道”，听起来有些荒唐，却又实实在在地维系着北洋军阀内部脆弱的平衡，即：通电下野之人，不能加害。 这规矩，并非出于什么仁义道德，更不是什么悲悯之心，而是北洋军阀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达成的一种默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洋将领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外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大多出身于北洋武备学堂，那可是清末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的摇篮。想想看，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训练，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这种情谊，在乱世之中，显得尤为珍贵。 毕业后，他们又一同被分配到了袁世凯麾下的小站练兵。在那里，他们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训练、演习、甚至是剿匪平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结下了更深一层的袍泽之情。这份情谊，比同窗情谊更重，更牢固。 北洋军阀，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集团，不如说是一个由同窗、袍泽组成的庞大利益共同体。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派系林立，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未停止。但是，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牵制，彼此依赖。就像一棵大树，枝干繁茂，盘根错节，即使有些枝条互相缠绕，甚至互相倾轧，但它们终究还是生长在同一棵树干上，根基相连。 陆建章虽然下野，但他毕竟是北洋元老，是这棵大树上的一根粗壮枝干。徐树铮这一枪，看似打死了陆建章，实则是砍断了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枝干，伤了北洋的元气，破坏了内部的平衡，更是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陆建章被枪杀后，不仅直系的人不满，就连皖系内部的人都对徐树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小徐后台硬，老段又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因此徐树铮并没有被追责。 这件事情看似翻篇了，但有一个人却一直耿耿于怀，他就是冯玉祥。 冯玉祥早年在陆建章手下当兵，颇受赏识，从小兵官至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一路上少不了陆建章的提携。 后来，陆建章又亲自牵线，将一手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了冯玉祥，两人的关系更上一层。 1920年7月19日，皖系被直奉两系联手打垮，段祺瑞通电下野，徐树铮的好日子也算到了头，慌忙逃亡日本避难。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重新出山，宣誓就任临时执政，虽说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本质是个牵线木偶，无兵无权。 徐树铮此时也从日本回到上海，并号召奉直皖三系联合起来，首要的目标是对付冯玉祥。 冯玉祥一看这个架势，坐不住了，打算老账新账一起算，先除掉徐树铮。 1925年12月27日，徐树铮冒险来到北京，面见老上司段祺瑞。 段祺瑞见到徐树铮，先是惊喜，但眉头很快便紧紧地锁了起来，转而变成了担忧和责备：“又铮！我不是发电报让你别来北边了吗？你怎么就是不听劝！这儿可是冯玉祥的地盘，他现在恨不得把你剥皮抽筋，你还敢往这火坑里跳！你难道真把朗斋（陆建章）的事儿给忘了？” 徐树铮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芝老，眼瞅着就过年了，再怎么说，我也得来看看您啊……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来。” 段祺瑞本想把徐树铮留在北京多待些日子，等外头风声没那么紧了再让他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恨意有多深，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可徐树铮却铁了心要南下，说是有十万火急的要事，一刻也耽搁不得。段祺瑞拿他没办法，只好背地里找来自己的心腹，给他安排了专列，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地离开北京。 就在徐树铮准备动身离开北京的时候，一张小纸条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了段祺瑞的办公桌上，上面笔迹潦草，却字字惊心：“又铮万万不可南下，否则恐有性命之忧！” 段祺瑞的心头猛地一沉，赶紧把纸条拿给徐树铮看。 徐树铮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却“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哪个鼠辈在背后嚼舌根？我徐又铮岂会怕这些鬼话！” 随手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然后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其实，徐树铮的行踪，早就被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偷偷地报给了冯玉祥。冯玉祥随即给鹿钟麟下令，务必解决徐树铮。 鹿钟麟接到命令后，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冯玉祥下了死命令，他不敢再有半点迟疑。 12月30日深夜，廊坊车站，寒风呼啸。徐树铮乘坐的火车缓缓停靠在了站台上，他正在车厢里呼呼大睡，压根儿就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鹿钟麟的部下张之江随即带着一队士兵冲进了徐树铮的车厢，不由分说地把他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徐树铮被拖到了一个黑灯瞎火的地方，不久后被枪杀，时年仅45岁。 消息传到北京后，段祺瑞哭得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到道：“断我股肱！断我股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