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解放军495仓库管理员苏鲁正在检查仓库湿度，突然收到一份命令，令他马上前往北京。到了北京后，他就被告知将授予他少将军衔，并要求他去中南海参加授衔仪式。 在湖南浏阳蕉溪乡灵关村，一个贫困佃农家庭迎来了新生儿苏达余。1901年农历11月5日这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生在贫苦之家的孩子，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 父母都是给地主种田的佃农，一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年幼的苏达余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顿饱饭，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少见。 到了15岁，苏达余和同乡王震一起离开了家乡，前往长沙谋生。两个年轻人合伙租了一辆人力车，每天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拉客运货，赚取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 在长沙，年轻的苏达余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大户人家锦衣玉食，穷苦百姓却要为一日三餐挣扎。 就在这时，青年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在这股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苏达余逐渐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通过参加行业工会，苏达余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他思想活跃，工作积极，很快就成为了长沙工人运动的重要骨干。 然而好景不长，长沙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打击。面对白色恐怖，苏达余不得不离开长沙，回到了家乡浏阳。 回到家乡后，苏达余并没有就此停下革命的脚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浏阳县淳口游击队，开始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1929年，他的老乡王震回到浏阳，在淳口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湘东游击队浏北一支队。王震担任支队长，而苏达余则被任命为司务长，协助王震领导游击斗争。 从参加湘东游击队那天起，苏鲁就一直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无论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还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始终冲锋在前。 一路走来，他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务。每到一处，他总是亲临战场最前沿，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苏鲁被派往太原，参加了阎锡山举办的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 在培训期间，他与其他八路军的同志一起，接受了一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军事培训。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更多的军事知识。 抗日战争期间，苏鲁担任太岳军区一分区司令员。这期间，他率领部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成功保卫了根据地。 当时实行精兵简政，一分区被撤销。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完全可以升任更高的职务，但他主动请缨回到二十五团担任团长。 直到日本投降，苏鲁才被任命为太岳十八分区副司令员。1949年初，在平津战役结束后，他被提拔为第18兵团62军184师副师长。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对太原发动总攻，这场战役成为苏鲁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带领184师进攻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 当时的情况异常艰难，太原城防工事坚固，遍布各种碉堡和地雷。红房子据点附近是一片开阔地，缺乏掩护，敌人火力凶猛。 连续多次强攻都未能突破，部队伤亡不小。在这关键时刻，苏鲁决定亲自带领突击队进入雷区。 1949年太原战役后，苏鲁被任命为山西长治军分区司令员。这是一个正师级职务，主要负责当地的征兵、民兵训练和后勤保障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五年。1955年初春，组织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准备安排他离职休养。 离职休养政策是新中国对革命老干部的特殊照顾，能够享受与原职务相同的待遇。但是53岁的苏鲁觉得自己还能继续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他向组织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调任军械仓库管理员。这是一个正团级的职务，比他原来的职务要低两级。 经过反复请求，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第495仓库库长。这个仓库位于太原东山的剪子湾。 在这里，苏鲁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名老革命的责任与担当。每天，他都要亲自检查仓库的湿度、温度和军械的保养情况。 特别是在雨天，他总是比别人来得更早，巡查是否有漏雨的地方。即便只有一只手臂，他依然坚持完成每一项检查工作。 1955年9月的一天，正在例行检查仓库的苏鲁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前往北京。这个消息打断了他平静的工作生活。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组织要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他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佩戴了少将领章。 这个时刻，苏鲁成为了开国少将中唯一的正团级干部。随后，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这是一个副军级职务。 从一名普通的仓库管理员到开国少将，这个任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革命功臣的肯定。苏鲁的事迹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在此后的20年里，他继续在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工作。直到1976年12月，他在山西因病去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