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沈醉等人。一见到沈醉，总理便笑着说：“沈醉啊，你可把我害惨了，因为你，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啊！我对你的东西太着迷了！”一旁的沈醉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民国时期的特务圈中，沈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戴笠的心腹，他曾执掌军统要职，却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良知。 在众多军统特务眼中，沈醉有着与其他特务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他从不沾染烟酒，更不会出入烟花之地，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处世准则。 这样的生活作风在特务圈中显得格格不入，却让他赢得了戴笠的特别信任。在一些重要任务的执行过程中，沈醉常常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判断。 1936年，戴笠下达了暗杀鲁迅的命令。沈醉带领手下在鲁迅住所周围进行了详细的踩点，甚至租下了对面的房子准备行动。 然而，在观察了鲁迅的日常生活后，沈醉却放弃了这个任务。他亲自向戴笠解释：＂鲁迅先生是一位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我实在无法对他下手。＂ 这样的勇气在当时的军统系统中是极为罕见的。面对下属的直接抗命，戴笠也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就放过了这件事。 这些选择背后，是沈醉母亲多年来的谆谆教导。＂可以不做官，但必须要做人＂这句话，一直影响着他的处事原则。 到了1949年，历史的车轮来到了转折点。当时在云南任职的沈醉，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沈醉选择了支持卢汉起义。他以自己的名义召集了包括徐远举、周养浩在内的重要人员，共同商议起义事宜。 这个决定的背后，有着对国民党政策的深深失望。特别是在目睹了国民党高层的种种行为后，沈醉对这个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1949年底，沈醉被移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个管理所与他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同。 在这里，战犯们不仅能得到良好的生活照料，还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管理所定期为他们安排体检，对于生病的战犯更是全力救治。 通过系统学习，沈醉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开始主动配合改造工作，积极揭露军统特务系统的内幕。 在揭发材料中，沈醉详细记录了军统特务的众多罪行。其中包括徐远举参与迫害江姐的具体细节，以及周养浩在杨虎城被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这些揭发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沈醉的态度十分诚恳，所提供的信息也都经得起验证。 1960年，沈醉因表现突出，被列入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他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获得特赦的军统特务。 获得新生后，沈醉并没有就此满足。在1961年初，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这一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沈醉。周总理对他说：＂既然你想为人民做事，不如把军统的内幕写出来，为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在场的陈毅元帅也对沈醉说：＂一定要写真实的事情，不能凭空编撰。＂这些话给了沈醉极大的鼓励。 接受建议后，沈醉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首先完成的是《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戴笠的为人处事和军统的内部运作。作为戴笠的亲信，沈醉的记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写作过程中，沈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既不回避自己的过错，也不夸大他人的罪行。 这种写作态度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周总理甚至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真实、太吸引人，而熬夜读完。 从此，沈醉开始担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精神的升华与坚守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取得成功后，沈醉继续他的写作事业。他又相继完成了《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等多部回忆录。 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军统组织的运作方式，更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沈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写作过程中，沈醉始终保持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的文字既不回避自己的错误，也不夸大他人的过失，而是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种实事求是的写作风格，让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少历史研究者通过他的著作，对军统组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63年的国宴招待会上，周总理再次提到了沈醉的作品。总理说他因为读沈醉的书而熬夜，这种评价让沈醉的作品获得了更多关注。 对于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的肯定实属不易。这不仅是对他写作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改造成果的肯定。 然而，沈醉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台湾的家人始终是他心中的牵挂。 他的母亲因思念而郁郁寡欢，最终在台湾去世。妻子带着孩子们改嫁，只有小女儿沈美娟设法回到了大陆。 1980年，组织帮助沈醉在香港与二女儿沈逸云相见。这次相聚虽然短暂，却让这对分离多年的父女有了弥足珍贵的团聚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