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17日，北京的京西宾馆戒备森严，一场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此次会议代号叫做“801”。“801”会议目的是为了研究战略，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1980年之前，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在那种情况下军事战略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因为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不能让对手长驱直入，必须要把它抵抗住。 1950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直接出兵，并且将第七舰队部署到台湾海峡。 中国不仅要应对美国在朝鲜的军事介入，还要防范台湾地区的持续分裂活动。 中央政府选择了抗美援朝的战略，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 当时，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多个陆军师和空军师的武器装备，还在战后为中国提供了包括“156工程”在内的多个工业项目。 1960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技术人员，销毁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并单方面终止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与此同时，1962年，印度越过边境，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虽然当时苏联选择偏向印度，支持其立场，但中国在自卫反击中成功将印度驱逐出境。 在同一时期，美国支持南越政府对北越进行军事打击，直接威胁到中国南部的安全。 中国不仅向北越提供了大量援助，还派遣了工兵和防空兵帮助北越进行抗美斗争。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苏联在新疆边界部署了大规模的军队，并在蒙古驻军。 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爆发冲突。 中国不得不加强北方防线，并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准备。 其中包括了极为昂贵的“人造山工程”，虽然该计划最终被证明效果有限。 进入70年代后，通过“乒乓外交”以及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缓和，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正式访华。 然而，苏联的军事压力并未减轻，尤其是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的西北边境安全形势再次恶化。 中国的军事战略逐渐转向“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随着邓小平的上台，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和工业重地，而东北的工业区也在国家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继续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可能会使得战争初期就放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区域。 因此，粟裕提出的新国防战略。 1977年，粟裕前往新疆进行地形考察，并深入研究天山山脉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备情况。 他的考察不仅限于实地勘察，还包括对空中视角的观察。 粟裕意识到，解放军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尽管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粟裕依然坚持多次前往各地进行视察，甚至不顾身体的疲惫和健康问题，他依然与地方军队首长们深入探讨如何应对可能的反侵略战争。 1978年，粟裕将自己的思考总结为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战略。 他提出四项关键建议：首先，要从全局出发，明确防守要点； 其次，需要在战前储备足够的兵力； 建议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 他还强调战争初期必须预测到后续阶段可能的变化，并为之做好准备。 1979年，粟裕在军事科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做了主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他提出，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求军事理论必须走出原有的固守模式，不能再片面地依赖过时的理论。 粟裕的这一观点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我为主”的思想禁锢，他坚信，封闭的军事研究方式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张震上将提出，“积极防御”战略中应包含“诱敌深入”的思想，并认为可以避免过度强调某一单一策略。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在此期间进行了相应的讨论，明确指出，未来的战争依然离不开人民战争的核心思想，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需要有机结合。 1980年，为期一个月的“801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中，代表们对当前的战略方针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战略方案，最终决定采纳“积极防御”这一概念。 “积极防御”战略在1980年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认可。他强调，中国具有持久战的传统，这使得中国有足够的条件应对长时间的战争，同时，战争中的敌人也可能在空中、地面甚至海上进行全面攻击。 在叶剑英元帅的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科技进步对未来战争的影响深远。他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新的战争现实作出调整。 未来的战争将不再是单纯的传统战斗，而是涉及多个战场、多个兵种的协同作战。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决定举行全军高级干部的集训和实兵演习。到了1981年，解放军在张北地区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参考文献：[1]骆德荣.论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科学发展[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28(6):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