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空军飞行员无视毛主席禁令，直接击落闯入我国的敌军侦察机，不曾想，这个举动却让空军领导陷入两难境地。 1965年的台海局势正处于敏感时期，而国民党方面却在这一年获得了美国提供的最新型RF-101侦察机。这款由F-101战斗机改装而来的侦察机，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空中侦察装备。 RF-101侦察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惊人的速度性能，最高时速可达1.8马赫，远超当时亚洲地区绝大多数军用飞机。这款侦察机上还搭载了六台航空级别的高清相机，能够对地面军事目标进行精确的战略侦查。 获得这款先进装备后，国民党空军开始频繁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挑衅性侦察飞行。他们仗着速度优势，经常在我国领空边缘地带肆意妄为，一旦发现我方战机升空拦截就迅速逃离。 这种情况给我国空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如此嚣张的敌机侵扰，我军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当时我军空军主力装备正处于更新换代阶段，刚刚完成自主研制的歼-6战斗机开始逐步列装部队。这款新型战机虽然在最大速度上与RF-101仍有差距，但作战性能已经有了显著提升。 歼-6战斗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35马赫，虽然追不上对方，但已经缩小了双方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歼-6具备了优秀的机动性能和作战能力，而RF-101作为侦察机是不具备任何攻击手段的。 在装备更新的同时，空军还在战术运用上下足了功夫。通过研究敌机的活动规律，在重点区域部署了雷达观测网，建立了完整的防空预警体系。 这种敌强我弱的局面，促使我军必须在战术运用上不断创新。通过精心设计的伏击战术，利用地形优势和雷达盲区，我军逐渐找到了对付这种高速侦察机的有效方法。 1965年初，我军在华南地区多次发现敌机入侵的踪迹。这些侵扰行动日益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空防安全。 1965年3月18日，广东惠阳沿海地区的空军基地接到紧急预警。雷达站发现两架来自台湾方向的RF-101侦察机正在接近我国领空。 这两架侦察机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对广东沿海地区进行战略侦查。基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命令正在执行训练任务的高长吉驾驶歼-6战机准备拦截。 高长吉接到任务后，立即按照既定战术方案驾机前往预设伏击地点。这个位置经过精心选择，正好位于台湾方面雷达的探测盲区。 敌机果然按照预计的航线飞入预设区域。此时，双方的距离很快拉近到了理想的攻击范围。 第一架敌机发现我方战机后，立即采取了战术规避动作。对方驾驶员利用RF-101的速度优势，紧贴海平面朝相反方向逃逸。 高长吉驾驶歼-6战机紧随其后，将发动机推至最大功率。尽管歼-6已经开到了最大速度，但双方的距离还是在不断拉大。 突然，第二架敌机出现在视野中。这架飞机的位置相对更为有利，进入了我方的最佳攻击范围。 指挥部多次发出返航命令，要求高长吉立即中止追击。但此时敌机已经进入了最佳射击范围。 在这个关键时刻，高长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择突破海岸线限制，继续追击已经进入射程的敌机。 整个追击过程中，歼-6战机承受着巨大的物理压力。高速飞行导致机身剧烈震动，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极高。 当敌机进入最佳射击角度后，高长吉立即开火。密集的炮弹呼啸而出，准确命中了目标。 被击中的RF-101侦察机很快失去平衡，向海面坠落。完成击落任务后，高长吉立即驾机返航。 这次成功击落敌机的消息迅速传开，在空军系统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我军首次在实战中击落这种先进的侦察机。 高长吉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他不仅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机动空间，还准确把握住了最佳的攻击时机。 然而，这次行动也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高长吉为了完成击落，违反了不得越过海岸线的军令。 在权衡之后，空军领导决定将这个问题上报给最高统帅部。这个看似简单的战果认定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军事指挥艺术问题。 高长吉击落敌机的事件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一起军事纪律问题，实则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军事指挥理念。 空军领导在请示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报告中既陈述了高长吉违反军令的事实，也客观反映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 对于军队来说，纪律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违反军令按照规定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情节严重的甚至要上军事法庭。 但这次击落敌机的行动，确实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一战果不仅提升了空军部队的士气，也证明了我军有能力应对先进的敌军装备。 毛主席在看完报告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拘泥于条条框框，否则就打不了胜仗。 这个批示立即打消了军队领导的顾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空军随即决定为这次战斗举行庆功。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体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他看来，军事行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不能过分拘泥于固定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