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英国伦敦，31岁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为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后，钻入了电烤箱，自杀身亡。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死大多都充满了离奇色彩，而他们每个人却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原因。 1963年2月11日，伦敦正经历着150年不遇的寒冬，破旧的公寓里，31岁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保持着独特的仪式感，精心梳理头发，穿上最喜欢的裙子，在给孩子们准备好牛奶和面包后，打开了厨房的煤气。 这样的结局似乎早有预兆，在她生前最后创作的诗集《精灵》中，死亡的主题贯穿始终。这本诗集在她去世19年后为她赢得了普利策诗歌奖，但这份迟来的荣誉已无法慰藉一个永远离去的灵魂。 在文学史上，诗人的英年早逝并非罕见。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在21岁时就放弃写作，37岁便与世长辞。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时，因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去世，年仅27岁。 这些天才诗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未能将自己的创作生涯延续到生命的成熟期。他们留下的作品数量有限，却在质量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普拉斯在其八年的创作生涯中，也只留下了224首诗作。 普拉斯的童年经历为她日后的创作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她的父亲奥托·普拉斯是一位德裔美国人，作为国际知名的黄蜂研究专家，他的学术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普拉斯年仅8岁时，父亲因一场腿部截肢手术的并发症离世。 这种突如其来的失去，在普拉斯心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父亲的德国血统和他的职业研究，后来都成为她诗歌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在她最著名的作品《爹爹》中，这种失落感被转化为极具力量的诗句。 1956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学生聚会上，24岁的普拉斯邂逅了同为诗人的泰德·休斯。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在同年6月步入婚姻。这段婚姻最初充满希望和创造力，普拉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诗集《巨神像》。 每天清晨四点，当整个伦敦还沉浸在黑暗中时，普拉斯已经开始她的创作。这个时间点成为了她最后创作时期的固定习惯，在公鸡啼叫之前，在婴儿醒来之前，在送奶工开始工作之前，她独自坐在书桌前写作。 选择这样特殊的写作时间，让普拉斯得以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在给BBC的一次访谈中，她详细描述了这段静谧的时光，称这是＂几近永恒的时刻＂。 作为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普拉斯的写作方式展现出独特的突破性。她不再回避个人的情感经验，而是将那些曾经被视为禁忌的主题，如精神疾病、婚姻危机等，直接呈现在作品中。 这种写作方式受到了同时期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影响。洛威尔在自己的诗集《海豚》中，甚至直接使用了个人信件的内容，这种做法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普拉斯最后的创作高峰期，她完成了《精灵》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些诗歌展现出惊人的技巧成熟度，她熟练运用跨行、跨段的手法，打破了传统诗歌形式的局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拉撒路夫人》，这首创作于1962年10月的三行体诗，完美展现了普拉斯的创作特点。诗中的节奏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营造出独特的韵律感。 另一首广为人知的作品《爹爹》，则体现了普拉斯晚期创作中极具特色的情感表达。在这首诗中，她打破了传统诗歌中情感克制的原则，将极端的爱与恨糅合在一起。 普拉斯的去世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学遗产争议。由于她没有留下遗嘱，所有文学作品的版权都由前夫泰德·休斯和他的妹妹奥尔温继承。 这个决定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休斯对《精灵》诗集的编排顺序进行了改动，打破了普拉斯原本设计的＂以爱开始，以春天结束＂的结构。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在普拉斯去世后，人们对她作品的解读往往过分关注其生平经历。许多评论家将她的诗歌简单地归类为精神疾病的产物，忽视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意义。 1988年，一场关于普拉斯传记的争议再次引发关注。当琳达·瓦格纳-马丁完成普拉斯传记后，休斯家族要求删除其中一万五千多个词。这种干预引发了学界对文学研究自由的讨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安妮·史蒂文森所写的传记《痛苦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上。在奥尔温的干预下，这本传记的内容发生了重大改变，失去了原有的客观性。 直到1982年，《精灵》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普拉斯的文学价值才得到广泛认可。这个奖项的颁发，标志着文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她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