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普遍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从此以后藩镇林立，军阀割据对抗朝廷，好像朝廷完全失去了权威，地方完全被军阀所割据。其实这样的理解存在简单化和片面性。

按照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的研究，唐代的藩镇可以分成这样四大类型：第一种是合作割据型；第二种中原防卫型；第三种是边疆守御型；第四是东南财源型。

一般所说的藩镇割据主要是指河北三镇。是在安史之乱平定过程当中，唐朝被迫承认安（安禄山）史（史思明）的部将继续担任节度使，包括从卢龙调到山东来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已、李师道这些人。河北的藩镇，他们相约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不向朝廷请授官吏。他们节度使死了以后，父死子袭。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河朔故事”。河北三镇加上淄青节度使，其实是唐朝中期所谓割据最强势力，和朝廷对抗最激烈。河北藩镇之所以能够长期割据下去，有着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

既有文化背景的冲突，其实也有它的社会基础。某种程度上，藩镇所提供的这些文人士子，新的发展舞台和晋升空间，实际上是对开元天宝以来，高度集权的这套体制的一种反动和弥补。即使是割据性的藩镇，他们和朝廷之间也还是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

他们自己“辟属僚佐”，就是有人去他那里求职，可以安排节度使下面的某个岗位。但是他们还要向朝廷奏受政官，就是他们要挂一个朝廷任命的头衔，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到体制内。比如说他们的读书人，还会到长安和洛阳来考进士、考明经等等。

所以说所谓的割据势力他再强势，也还是在承认唐朝这样一种统一格局的前提下而存在的。他们在最极端的时候，曾经在建中年间，“四镇称王”。他们要仿照战国的体制，就是战国时期，诸侯王承认有一个周天子那种体制，他们要称王。

可是那一次尝试，其实是完全是一种底线的触碰。建中年间四镇的称王，其实是河北割据型藩镇，在制度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次，触底的尝试。当然没有成功，唐朝也有所退却。

朝廷方面认可他们节度使还是父死子袭。但是节度使那边他们也没有继续往前走，真要称王，他们也退回到他们，就是那种“河朔故事“的状态当中来。正是在割据性的藩镇和朝廷的那种既共生共存，又矛盾竞争的张力之下，那个时候的年轻士子，有时候就难免要游走于强藩和朝廷之间。

就像韩愈写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表面上是，要送董邵南去河北应募到藩镇那里去做幕僚，实际上是在劝他，你还是留在朝廷体制内吧。可是它也说明年轻人是有可能到强藩去任职的，那是一条可行的通道。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年轻的张籍，就是韩愈的弟子张籍，曾经接到了割据藩镇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邀请。

李师道其实非常跋扈蛮横的，他对朝廷很强硬，在元和初年曾经派刺客去刺杀了宰相武元衡，杀伤了裴度。就是那样一个强藩跋扈的节度使，曾经向张籍发出了邀请，希望你到我淄青节度使来任职。张籍呢就委婉地写了一首诗，来回绝李师道的邀请。

诗的题目叫《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是张籍对骄横跋扈的李师道主动言请的婉言谢绝，说明朝廷对年轻士子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还是心向朝廷的。至于张籍用节妇来比喻自己政治上忠于朝廷的那种节操，后人其实有不同的解读，也产生了很多的误解，某种程度上还有观念的差异。在张籍的时代，忠于朝廷可是我又不得罪藩镇，我只是一种婉言谢绝，这也还是一种节，这里面是有操守的。

但是到了宋朝，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就觉得你用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后人就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到了宋朝以后，社会观念有了变化，张籍诗歌当中那种缠绵那种委婉，即使是谢绝，在后人看来也不能称之为节啊，已经失节了。你接受人家的礼物，系在红罗袍上，随身带着，而且感君缠绵之意，那本身你已经出轨了，其实是没有守节。

可是在张籍的时代并没有这种困扰，它所要表达的正是强藩和朝廷之间，那种张力之下，年轻士子他们的进退出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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