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岑

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右翼为了施压中俄参与和美国的“三边核军控”谈判，曾秘密讨论重启美国核试验。但该讨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随着特朗普第三次竞选，美国右翼以中俄竞争为由开始公开呼吁美国重启核试验。比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安事务官员奥布莱恩今年6月就曾在《外交事务》发文认为，美国不能仅仅利用超级计算机模型排查核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建议美国在内华达州沙漠地带重启地下核试验，以保持美国核力量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对中俄的领先优势。

针对此文， 美国核武器专家、加州蒙特雷学院防核扩散项目主任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7月30日在《外交事务》撰文予以反驳，认为美国此举只会让中俄迎头赶上，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中美俄已经有30多年没有进行过核试验，因为三个国家都在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这是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准则。自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以后，除朝鲜外没有一个国家进行核爆试验。但刘易斯指出，该条约虽被签署，却从未被美国国会批准。俄罗斯虽然在2000年批准了该条约，但普京在2023年11月撤销了俄罗斯对该条约的批准。该条约前景依然不明。

刘易斯的文章认为，奥布莱恩该提议的时机尴尬。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中俄会重启核试验。中美俄当中如果有一国这样做，另外两个国家也会效仿。这种重启对美国最为不利。

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8个国家总共举行了大约2000次核试验，其中美国有1000多次，俄罗斯核试验次数为969次，中国仅为45次。刘易斯在文章中称，只有在开展核试验在最后十年左右时间里，美国才从库存中测试了有限数量的核武器。但即便如此，单次爆炸也不能确定核武器是否能按预期工作。测试是为了展现“信心”，保证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对测试的超级计算器模型抱有信心，进而让设计核弹的人员抱有信心，对制造核弹的过程抱有信心。但当美国1992年开始停止核爆并在1996年签署CTBT之后，美国处于比俄罗斯或中国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在不进行核爆的情况下保持对其核武库的信心。

由于美国早先进行了更多次的核爆，加上技术优势（比如光纤电缆可以有效地传递数据，而不会因核爆炸的影响而衰减），它从每次核爆获得收益更多。

文章还提到美国的另一个优势，那就是超级计算机的应用。1996年，美国的超级计算机远远优于中俄。在CTBT的谈判过程中，由于中俄在超级计算机技术方面不如美国，中俄都不愿意签署CTBT，希望进行低当量的核爆试验，但美国坚持“零当量”标准。之后，中俄要求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放宽对超级计算机的出口限制，作为签署该条约的前提条件。结果，美国只对俄罗斯取消了部分限制，中国什么也没得到。

文章称，美国将超级计算和试验数据这两大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基于科学的核储备管理”，这是一项在科学、监视、设施和计算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使美国能够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维持其核武库优势，并对核武库进行更严密的监控。这种管理模式也让美国比冷战时期更好地了解核武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调整和扩大核武器效能。美国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在不进行现场试验的情况下监测其核武库。

但支撑美国核武库管理的超级计算机技术已经不是美国独有的优势。文章说，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现在缺的就是“计算机代码的测试数据”。美国经过多年的核爆炸试验才收集到了这些数据，中国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无法对已经测试过的现有武器进行调整，从而导致中国更难制造出新的、更小型化的核弹头。

文章认为，美国之所以具备核武库方面的技术优势，是因为中俄放弃了核试验，而美国又在科研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重启核试验，中俄肯定会效仿，从核试验中获得更多数据，从而削弱美国当前的优势。

而且，如果美国重启核试验，就会为诸如伊朗或沙特这样的核领域新兴国家松绑。结果就是美国的敌人在核武器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

所以刘易斯认为重启核爆能够延续美国的领先地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难免让人想起长期以来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短视思维，一些政客和专家无法为未来做好规划。这种失败可以追溯到1945年原子弹诞生伊始。

当时，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人认为，美国将在几十年内享有对苏联的核垄断地位。结果，莫斯科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自己的核弹。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认为发展热核武器或氢弹可以恢复美国的优势。结果，苏联比美国晚了不到两年就研制成功了氢弹，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

刘易斯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军备竞赛的每一步都屈从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美国率先重启核武器试验，它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