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时任八路军野战锄奸部部长杨奇清接到了一份左权县公安局发来的死刑复核材料。

材料中显示称：

罪犯姓名高二根，现为八路军总部炊事员，系日伪派遣特务，罪名是意图在朱德总司令饭菜里下毒。

材料层层上报后，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事实上在被送到杨奇清手中时，已经经过了左权县人民政府和锄奸部执行科的调查，应该是已经确认无误后，材料才被递上来，但杨奇清看着这份报告，却在其中发现了不对劲儿。

有关高二根投毒一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杨奇清将办案人员叫来后，现场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

“高二根准备在饭菜里下什么毒？高二根准备在饭菜中下什么毒？打算怎么个下法？又是怎么被发现的？谁发现的？高二根是何时进入总部当炊事员的？为什么以前不动手却要现在才下毒？认定高二根是日伪派遣特务有何证据？”

当时，杨奇清扣下材料不批准一事，在八路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战士对此义愤填膺，他认为我们对待自己同志应该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应该像寒冬腊月一样冷酷无情，像高二根这样潜伏进队伍的日伪特务，本来就应该从重处理，不杀不足以震慑敌人。

“怎么一贯对敌伪特务深恶痛绝的杨奇清，如今却心软了呢？”

尽管面临重重非议，但杨奇清并不为所动，一再要求办案人员将案件详细的经过调查清楚，在随后报上来的材料中，杨奇清注意到了举报高二根是日伪特务的人——莫三航。

根据材料中高二根的交待，他本人当过国民党军士兵，也当过日伪军，后来接了军统的命令，潜伏在八路军总部，伺机毒害朱老总。

可事实上，整个案件中，没有高二根具体投毒的证据，比如毒药、比如高二根同国民党军统特务之间往来的书信，只有一个民兵自卫队副队长莫宝航的证词。

杨奇清一面将调查的方向对准莫三航，一面又围绕高二根日常生活展开调查。

办案人员经过一番细致调查后，最终发现，高二根是被冤枉的，莫三航才是真正的日伪特务。

高二根平素老实巴交，沉默寡言，因为日常就不爱说话，因此被认定是“潜伏”极深，可事实上，有关高二根当过国民党军、当过日伪军的经历，是因为早年曾被抓过壮丁，但时间并不长，因为人勤恳本分，所以才被安排到八路军总部当炊事员。

反观莫三航，实际上他在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前，就已经被日伪特务收买，准备伺机毒害朱老总。莫三航本来是想通过威逼利诱高二根投毒，但被高二根拒绝，恼羞成怒的他立马设计诬陷高二根，等到高二根被枪毙后，再推荐自己的心腹上去。

莫三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高二根最终被无罪释放。

事实上也不能怪办案人员杯弓蛇影，在战争年代，敌特对根据地渗透破坏，伺机投毒的案件多的数不胜数。

1940年，朱老总从延安到前线视察，结果遭遇了投毒事件。

据时任朱老总的卫士长李树槐回忆，当时朱老总到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做报告，有个被日伪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就拎到了讲台上，请朱老总喝。

出于一种本能的警觉，李树槐以事先准备好的茶壶替换了下来，结果换下来的这壶茶给六个警卫员喝了，立马就出现了毒发的症状，后来经过了紧急抢救，这些人才完全脱险。

从此以后，李树槐就养成了习惯，朱老总无论去了哪儿，在喝水吃东西之前，都要自己先尝一口，以保证总司令的安全。

李树槐后来被被评为“保卫英雄”。

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都能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就是在抗战时期，大多数在国统区（或者说白区）的有志青年都很希望到延安，然后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一同奔赴光明前程。

可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延安并不是那么容易去的地方。

首先，想要去延安，你得要有人介绍。其次，还要经过八路军设在各地的办事处开辟的交通线路。

基本上满足这两条，你才能去，而且不会被怀疑称特务。

所以私自决定去延安，很大程度上你会被拦在边区政府的大门外面。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你心血来潮，下意识的决定要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通常也不会立马安排，还会派专人考察你的思想品格。确保你不会是准备潜伏的特务。

不过，从人员类别的划分上，在当时去延安的革命青年中，确实有一部分是出身于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青年党员，甚至还有特工人员。

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万有志青年积极投考，甚至于在抗大后来停止招生后，依然还有不少知识青年徒步走到延安，按照规定，对于有介绍信的，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会充分考虑介绍人的意见，安排他们进抗大、陕北公学或者鲁艺，而对于没有介绍信的，都会先安排到泾阳县安吴青训班，边学习边审查。

可即便是在这样严格审查的制度下，还是会有特务混入其中，并伺机进行破坏。

1938年4月，中央大学教授肖致平、刘永川两人经西安前往延安参观访问，边区守卫部队对两人的身份进行了检查，当时随行的国民党军军官出示了特别通行证，并声称是奉了胡长官（胡宗南）的命令，护送两位教授到延安的。

肖致平教授平素便同情中共，还与毛主席有着私人交情，一到延安，便受到了热情接待，加上当时延安也积极准备对外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于是特意安排了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与两位教授合影。

一个月以后，肖致平率领的参观访问团要离开延安，但出乎预料的是，肖致平教授的助手沈辉却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并且希望到抗大去学习。

沈辉后来自称：

“当初正是出于想要投奔延安的目的，才主动给是父亲世交的肖致平教授当随员的。”

沈辉的要求被初步允准，按照规定，边区保卫处决定对沈辉进行审查，当时沈辉曾自称自己是在肖致平教授的帮助下，在中央大学学习了一年，于是处长周兴立马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能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时的情况。

但因为战时联络不畅，重庆那边的信息迟迟不能反馈回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上级将沈辉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当临时性的助理员，暂时不定编制。

不久之后，边区保卫处副处长兼侦查科科长的王范在侦破了一起日伪特务潜伏案后回到延安，在周兴的委托下，王范与沈辉聊了一次。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警觉，王范察觉到一点，沈辉虽然自称是河南人，可口音中却带有江浙一带的口音，沈辉后来辩称：

“我小时候在舅父家住过一段时间，舅父在美孚煤油公司当过职员，所以我在上海长寿路小学读过书。”

沈辉还用蹩脚的口音说了一段上海话。

尽管看起来是天衣无缝，但这种刻意的举动，反而引起王范更加怀疑。

不过事实上，沈辉也确如王范怀疑的那样，他本质上就是军统潜伏在延安的特务沈之岳，可因为延安安保措施极严，沈之岳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也不敢主动与上下线联系。也因为他的小心谨慎，沈之岳后来逃过了被捕的命运。

时隔多年后，沈之岳也回忆：

“那时，连睡觉都睡不安稳，时刻感觉有眼睛盯着他们。”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警卫团发生过一次集体中毒事件。

1948年9月17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驻扎在石家庄市郊东里村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在团长刘辉山的建议下，趁着节日决定来一次会餐，打打牙祭。

说是打牙祭，实际上上了桌也没几个菜，而且基本上是没有肉，只是在饭菜出锅前，给每个菜上都浇了一勺热滚滚的肉汤，应该说在当年那个物资极为困难的年代里，也算是不错的待遇了。

收到消息的战士们很快都云集到团部，团长刘辉山招呼大家落座：

“这次吃大灶，大家敞开肚皮吃。”

唯一遗憾的是，方式负责防空哨监视敌人飞机的战士没能赶上这顿饭。

就在他们执勤结束后准备回去大快朵颐时，却发现整个团部100多号战士大多都趴在地上，有的上吐下泻，有的捂着肚子哀嚎，一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司务长更是已经七窍流血，直接昏迷了过去。

“怎么回事儿啊，你们这是？”

防空哨兵也有些不知所措。

司号员孙恩堂吃力的爬起来，对防空哨兵说：

“吃了饭就觉得不对劲儿，肚子痛，还以为是撑得呢？”

事实上，当时所有吃大灶的人，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而没有吃大灶的，则都没有事儿。

更倒霉的是，当时团部卫生队除了一个执勤的医生因为没吃上大灶幸免于难，所有的医生、护士也躺倒了一片。

好在团长刘辉山发扬风格，自己吃的是中灶，人一点事也没有，也因为有他在，大家都觉得有了主心骨。

不过，因为医生们一个个也都倒下了，刘辉山心里急的不得了，他反复问卫生队队长：

“怎么办？”

卫生队队长告诉他，只要多喝水，就能缓解症状。

刘辉山立马命人去找水，由于担心水不够多，刘辉山把附近一个卖梨的一并叫来，给每个中毒的战士发了一个梨，好歹可以缓解一下中毒的症状。

很显然，这是一次敌特投毒案件，因为剂量掌握上有所偏差，加上是100多名战士分食，因此每个人虽然都有中毒的症状，但普遍症状较轻，如果这些毒全都给一个人吃了，恐怕就是华佗在世，可能也没救了。

更重要的是，在放倒了警卫团后，敌特并没有收手，而是公然利用红布打信号，吸引敌军飞机来轰炸。

据不少战士们回忆，就在当天大家紧张救援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也意识到是个天赐良机，那天的轰炸特别猛烈，而且还是接连不断，十架飞机飞走后，紧跟着又来了十架，接连不断的往地面空投炸弹。

“好啊，这是天上地下都串通好了哇。”

防空哨兵义愤填膺，立马就冲出去，抬起机枪就对着空中扫射，差点把所有的机枪子弹都打光，一直打到还剩下半袋才住手。

敌机狂轰滥炸了一阵飞走后，当地的老百姓也听说附近驻扎的解放军都中了毒，连忙跑过来支援，村子里的村长、治安员，石家庄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地方上的干部全都涌了过来，积极展开治疗。

好在因为大伙中毒都不深，加上一些临时的举措揍了效，一天不到的功夫，战士们都恢复过来。

事后人们把战士们吃过的残羹剩饭拿去化验，最后得出结论：

“是砒霜中毒。”

砒霜是一种急性毒药，学名三氧化二砷，一般呈白色粉末或晶体状，按照古人描述的标准，因属于无色无味，但是却毒性猛烈，据科学数据，口服砒霜0.01～0.05g即可发生中毒，致死量是在60—200mg。

医生们将后厨剩余的菜都化验了一遍，结果发现每个菜都有砒霜，炊事员后来告诉医生：

“每个菜里都浇了同样的肉汤。”

所以很明显，砒霜是被下在了肉汤里。

保卫部门介入调查后，炊事员提供了一个线索：

“做饭炒菜前，一个领居家七八岁的小男孩儿跑过来，有一个不认识的白胡子老头交给他一包药，说是能强壮身体，吃了对身体好，打敌人有力气，让他把药下在饭里。”

偏巧的是，炊事员与领居家这个小男孩儿很熟悉，对他的话也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甄别，就嘱咐他把要下在肉汤里。

刘辉山听了，心里也很后怕：

“幸亏砒霜在肉汤里稀释了，否则，百十号人命就得栽在狗特务手上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白胡子老头投毒成功以后，悄悄躲起来等敌机过来轰炸，甚至就连那块指引敌机轰炸的红布，都是他安排的。

保卫部门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始终没破这个案子，那个白胡子的特务老头，也没有抓住。

一直到毛主席率领党中央进了北平以后，这桩案子才算是告破。

中央警卫团中毒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周恩来高度重视。

除了批示尽快抢救外，毛主席还专门嘱咐了一条：

“以后过节不准会餐，要吃平时吃。”

从那天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中央警卫团再也没有会餐过。

从西柏坡到党中央迁到北平这段日子，中央警卫团没有一刻放松的，因为敌特的破坏是不讲道理的，是随时随地的，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1949年3月21日，毛主席率党中央进北平的日子定下来以后，中央警卫团的先遣部队就已经提前进入了北平城，对于他们而言，小小的西柏坡警卫起来可要比规模庞大的北平城难得多。

当过毛主席警卫的高富有就曾坦言：

“西柏坡比起北平的警卫来，要好搞得多，人少，社会也没那么复杂，反革命活动起来就很难。不像北平，什么人都有，警卫太难了。”

在原定计划中，毛主席与多数党中央领导同志是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但前门火车站人流量密集，加上警卫事先发现，在前门火车站附近不少敌特活动的痕迹，所以后来坚决改在了北平。

不料就在毛主席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原本负责安排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却不见了。

李克农见状，不由得大发雷霆，可考虑到毛主席当时已经从清华园火车站下了车，实在是有些危险，于是只能憋着火，一路将毛主席一行人送到颐和园暂时安顿。

可就在吃饭的时候，王范却笑盈盈的从后厨走了出来，手里还端了一盘鱼。

话又说回来，王范当年就在延安边区保卫处任副处长，抗战胜利后就调到了热河省公安厅任副厅长，后任冀察热辽区行署公安局长、冀察热辽社会部副部长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

一直到1949年初，王范才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专门负责党中央进驻北平的安保事宜。

高富有后来评价他：

“他人很实在，工作也相当努力，是个好同志。解放后他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但是，他没有在中央首长身边干过，有些事他不懂。”

王范考虑到党中央来北平，中午要在颐和园吃饭，因为担心有敌特投毒，于是提前一步就赶到了哪儿。

饭桌上，李克农看见王范站在一边，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毛主席进颐和园时，刚因为他们赶走游客大发了一顿火，李克农也不好当面批评王范，于是小声的问他：

“王范，你干嘛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王范把原因结识了一遍，李克农心下松了口气，但还是批评道：

“你是联络官，你失踪哪行？你不会找一个人代替？而且，你下伙房起码要交代一下，什么也不说人就没影子了，刚才周副主席到处找不到你。”

严格意义上来说，王范不打招呼“擅离职守”，是犯了错误的，但他本身又是为中央安全，视察了厨房的情况，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又是有功的。

事实上，王范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不仅仅是因为之前中央警卫团发生了100多人集体中毒事件，后来党中央（对外称劳动大学）进驻北平香山后，也发生了一起120人集体中毒事件。

可见在当时环境下，敌特的渗透和破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