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语境”中，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通常会历经反复，比如“先肯定，再否定”，再比如“先肯定，再否定，再肯定”，这两种基本上都是被官方“盖棺定论”了，后来就很难再有什么其他变故。

可是，还有一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通常是被“挂起来”，就比如柯庆施。

刘少奇反对提拔柯庆施

早年，柯庆施的人生履历十分丰富，在各种政治活动中都能充当重要角色，这是他的资历。

虽说有一段时间柯庆施与王明走得很近，因此后来还被调查，可那段时间柯庆施却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还是在毛主席的干预下才活了下来。

北方局工作期间，柯庆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积极营救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

因为这件事中他表现出非常灵活的一面，因此很多老同志都对他有了一种别样好感，刘少奇一直看着柯庆施的工作经历，也觉得他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纯粹，因为在很多事情上，柯庆施也比较较真。

薄一波当年正是从草岚子监狱中出来的，后来他负责华北局后还要提拔柯庆施进入华北局，此举便遭到了刘少奇的反对。

刘少奇说的很清楚：“你这样做后果是严重的，要负责。”

面对这种劝告，薄一波也没有细想，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就这样，柯庆施迎来了一段全新的人生篇章。

其实，当年刘少奇对于柯庆施的看法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或某一件事产生的，作为高层负责人，刘少奇对于干部的观察都是长时间且深入的，薄一波后来也感到过后悔，他晚年还特意提到了这件事。

1950年7月，组织上准备让柯庆施去南京担任市委书记，而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在内的诸多高层人员都联名致电华东局，指出了柯庆施的问题：在团结干部、履行工作任务方面存在缺点。

当然，电文中也明确了这些是“缺点”，柯庆施在个人履历上明显的错误是：1933年执行任务时因畏惧敌情而逃脱，并且谎报说已经去过了。

按照人事任用的一些原则，对这样存在过问题的官员是不能升职太快的，然而柯庆施的人生从华东局开始便走向了青云直上的道路，还顺利于1950年8月当上了南京市委书记，短短2年后便成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5年，国家在建设的过程中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而柯庆施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提出“有很多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

在薄一波眼里，事情还没到那个程度，柯庆施的说法也是在危言耸听，可柯庆施早就将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给琢磨透了，他每次说的话都能给毛主席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归来，他准备安排一些重要的事，那时他也觉得北京的空气很“沉闷”，反倒是华东的空气比较“活跃”，找到了“以地方促北京”的方法。

而柯庆施再度抓准机会，《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柯庆施的文章。

毛主席觉得他的文章写的很好，还评价过：“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热情，是写不出这样好文章的。”

65岁的毛主席还多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这也成为党内唯一一个被毛主席称为“老”却实际年龄较小的干部。

当一些问题已经在社会中出现后，柯庆施仍然说：“在果园摘苹果，够不到的就跳起来摘。”

在他的眼里，目前大家所面临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形势仍然是好的。

而那些年里，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也与柯庆施产生了很多矛盾，陈云很清楚对待财经工作不能“空想”，可柯庆施却认为陈云对待工作太过保守。

在转向文艺工作后，柯庆施依然能表现出自己的才华。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柯庆施等也推推出了故事活动，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教育，当年的《文艺情况汇报》中还详细谈到了柯庆施的曲艺工作的方式。

他当时说：“一个是抓书目建设，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大家做宣传，很受群众的欢迎。”

而柯庆施的这个“新招”也引发了毛主席对于文艺界的感慨。

很快，毛主席的感慨再度传到柯庆施的耳朵里，他也开始将这些思想彻底进行下去，不过，留给柯庆施的时间却不多了。

1964年，他被发现了肺癌。

柯庆施的后来事

关于柯庆施的讣告是在1965年4月10日发出来的，当时讣告的内容是：柯庆施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4月9日下午逝世，终年63岁。

而新华社也接连报道了关于柯庆施隆重追悼会的现场，他的骨灰从成都飞往北京，并且追悼大会都是由刘少奇主祭的，这足以说明柯庆施的死已经盖棺定论。

没想到，一年后这件事又被重新给翻了出来，有人把“锅”扣在了贺龙元帅头上。

专案组的人很快就来了，可由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柯庆施这件事已经很难调查了，毕竟遗体都已被火化。

可既然是来调查了，什么信息都带不回去也不行，于是他们就详细调查了关于柯庆施最后的时光。

那是在1964年，医生在体检中发现柯庆施已经患上了肺癌，上海华东医院为他进行了肺叶切除手术，由于手术的影响，柯庆施在术后的身体情况也是比较虚弱的。

但这件事在当时谁都不知道，属于“绝密”信息。

那时贺龙元帅与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都在成都疗养，他们在并不知道柯庆施刚做了手术的情况下邀请柯庆施来到成都，1965年的4月5日清明节，李井泉、廖志高等人设宴招待，朱德与柯庆施都参加了宴会。

临开席时，有人提议：“大家一醉方休。”

为了能喝点酒，柯庆施也将自己的夫人安排到另外一桌，那会他还十分开心地表示：“看来，今天终于解放了。”

实际上柯庆施的夫人非常关注他的健康问题，席间也只有她知道丈夫刚做完手术的事情，医生也再三叮嘱：戒烟戒酒，才能早日恢复健康。

于是，在家中夫人对柯庆施的“约束”一直比较多，从来不让他去碰烟酒类，而这次这么多人都在，妻子只能叮嘱柯庆施要多多注意，其他的只能看柯庆施自己了。

宴会是从当天下午6点开始的，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

柯庆施自己对自己也有所控制，所以席间他并没有过度饮酒，只是适量喝了一些，其他有些同志已经“一醉方休”了，而柯庆施在返回住所后还能看文件。

可能是饭桌上光顾着聊天，他到临睡前还有些饿了，找人端来一盆花生米吃。

夜里12点，柯庆施突然感觉到一阵腹痛，就叫来了自己的保健医生询问情况，医生也只能当饮食问题给他做了常规处理，想着一会就能好转。

没想到柯庆施的腹痛一直持续到夜里2点，秘书一下慌了神，连忙给上海那边的医生打电话，让他们派遣优秀的医生到成都为柯庆施处理，柯庆施的身边此时也围满了成都的名医。

想到之前的手术是在上海做的，于是柯家的家属还是更愿意让上海的医生想办法。

第二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带着几位上海的专家来到成都投入抢救，经过接连几天的努力，柯庆施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最终于4月9日离世。

专家们一同判断的死因是：急性出血胰腺炎。

这件事有了定论后，无论后来再有人想要兴风作浪，已经没有任何“突破口”了。

柯庆施走了，上海出现了权力的缺口，一些人就按耐不住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

那些年，柯庆施的妻子余文兰一直跟随着丈夫活动，丈夫去世后，余文兰就住在上海康平路的家庭院中，那会她的工资还能维持家庭运转。

待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些商品的价格也开始波动，余文兰的生活陷入紧张。

余文兰也给中央写了信，希望组织上能够帮助，彭冲当时负责处理了这些事。

当很多过去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后，余文兰再度反映“生活不便”，这种“不便”主要是当时有不少人质疑柯庆施，可有些事并不是谁能够左右的，余文兰也只能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

不过，这些事情也同样能从侧面佐证：柯庆施并没有为家里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使得妻子的生活都陷入了困难，还得靠政府的救济度日。

他的很多部属及同事也都回忆过：“柯庆施是个廉洁的干部。”

古人有诗云：盖棺论未定，颇费史家书。

看来，要正确评价柯庆施的历史，即使下“颇费”的功夫，也还需要历史的距离。

参考资料

揭秘“上海王”柯庆施：周恩来1958年险被取代 人民日报

柯庆施的政治资本 陈小津 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