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夫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徐中夫（1916-2014年） 山东省乳山市夏村镇石村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海阳县委书记、中共南海地委代理书记、南海军分区政委、中共东海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荣成县委书记等职；1946年后，相继任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山东省政府外事处副处长、文委秘书长；1955年后相继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瑞典、埃及、加拿大等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政务参赞；1973年后相继出任中国驻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特命全权大使；1985年12月离休后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1972年12月，我奉调从加拿大回国；1973年1月，被任命为驻智利大使，3月底到职。

记得在1971年春节，我和赴加拿大建馆的先遣队同志们乘法航飞机经上海去巴黎，同机的有丁浩同志，他是带队去智利建馆的。老熟人见面分外高兴，一路上颇不寂寞。那时万万没想到两年后我们又会在智利重逢，更想不到从智利开始，我在南美一待就是12年。

徐中夫大使

从1973年初到1985年，我先后担任过我国驻智利、阿根廷、巴西三国大使。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名称分别包括“A” “B” “C”三个字母，所以有的同志戏称我为“ABC大使”，这实在是一种巧合。

我的“大使生涯”也就是南美12年。这12年，是我国同这三个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三国是南美以至拉美的重要国家，我们同这三个国家的发展也基本上反映了同拉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因此，对这段历史做回顾和叙述还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智利

在南美国家中，智利是新中国成立后同我国来往较早的国家，可以回溯到50年代。60年代起，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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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1日，正值国庆3周年时，智利-中国文协在圣地亚哥成立，同时在北京签订了智利和中国的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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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率智中文协代表团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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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民间艺术团访问南美锥体四国，其中包括智利。这一时期的往来都属于民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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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我国在圣地亚哥设立商务、新闻办公室，双边贸易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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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智利设立商务代表处。这是一个半官方的民间机构，一直持续到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商代处及其前身存在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商代处时期，为发展中智友好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交了许多朋友，写下了两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同时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为处理国家关系采取两步走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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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15日，中智建交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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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阿连德当选为总统，成立了“人民团结”政府，对外主张不结盟，与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智利是拉美国家中继古巴之后与我国建交的第二个国家，是南美大陆与我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阿连德政府一出现就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一切权利，并在26届联大会议上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对此我国政府深表感谢。

阿连德当选为总统，周总理当即致电热情祝贺。阿连德就职时，我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派出了中国工人代表团参加盛典，并进行了访问。

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

建交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领域内的交流合作迅速增加。

1971年6月，智利发生特大暴风雪灾害，周总理特致电慰问，并捐赠500万元人民币救济款。智利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家相继访华，社会党中委、参议员劳拉·阿连德（阿连德总统的胞妹）和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等先后来京，对发展两国关系都起了重要作用。

1973年1月底，智利外长阿尔梅达访华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1973年1月30日，周总理会见智利外长阿尔梅达（前排左6）。

1972年底和1973年初，智利政局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阿连德政府处境非常困难。阿尔梅达访华的目的，是希望我国再增加援助。当时我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外援助任务十分繁重。中智两国关系友好，虽然困难，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1972年，两国签订了技术合作协定贷款2000万英镑和商业贷款500万英镑。但要再迈出新的步子，一时确有困难。

我于1973年3月赴任，一周后即递交国书，说明智利方面重视两国友好关系。阿连德总统谈话非常亲切友好，并说“智利是中国进入南美大陆的桥梁”。的确，我感到在阿连德时代，中智友好关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也以此刻能出使智利而高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形容那时的两国关系再恰当不过了。

记得我赴任时，带去了周总理给阿连德总统的一封信，大意是中智两国非常友好，对智利的当前处境很同情，我当尽力支援，但我国现在也很困难，力不从心，同时介绍了我国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经验。这封信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朋友的极为坦率的进言。

1973年5月的一天，阿尔梅达约我前往，就阿连德总统希望公开发表总理来信一事征求总理的意见。我当即报告了国内，很快就得到答复——总理意见：“此事由阿连德总统决定”。这样，该信于1973年7月在《信使报》上发表了。1973年的七八月份正是智利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这时公布总理的信件，可能是为号召国人团结自救，但可惜为时已晚。

我到任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刚到圣地亚哥时，我感到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很类似，主要街道设有路障，几乎天天有武斗，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群众游行经常发生。物价飞涨，商店空空如也，人民生活很不安定。

7月间，发生了第二次卡车车主全国性大罢工，经济陷于瘫痪状态。8月间，陆军司令普拉茨将军去职。

总之，1973年上半年的形势非常动荡，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风越来越紧。智利是拉美国家中比较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从20年代末以来，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政变。因此，这次政变对智利人民震动很大。

叛军轰炸拉莫内达宫

战斗到最后时刻的阿连德，他手中的冲锋枪是卡斯特罗所赠。

阿连德的失败并非偶然。阿连德及其“人民团结”运动经过4次竞选，因为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受人民拥护而上台。但他是处在两霸激烈争夺的年代，外部的原因很重要。从主观上讲，经济上过急、求快，过分依靠外援，福利措施太多，侵犯中间阶层利益等等，以致生产下降、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内部意见难以统一，终于使局势失控，客观上为政变提供了机会，最终演成一幕历史悲剧，阿连德以身殉职。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

当时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在访问我国，周总理在招待他的国宴上对阿连德以身殉职表示哀悼，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并立即致电阿连德夫人吊唁和慰问。

在政变前，我们对智利朋友遇到的暂时困难尽可能给予支援；对某些我们自己一时也难以解决的困难，耐心解释，帮助他们想办法，对友好国家的困难全力给予协助。我们妥善处理了政变中发生的一切问题。

考虑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皮诺切特当政后，我同智利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这样避免了台湾当局“乘虚而入”，破坏中智关系的图谋，同时对发展与南美军人政权的国家关系也有一定的作用。时间过去20年了，历史完全证明了我们政策的正确性。

诺切特总统

在皮诺切特总统执政期间，智利采取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调整后，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形成了矿产、森林木材、海洋渔业三大支柱的经济结构，改变了过去过分单一依靠矿产（特别是铜）出口的局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增长。今天的智利已成为我国在拉美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对推动南美的经贸关系有积极意义。

此外，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进展。我国在建立南极长城站的过程中，得到了智利的大力支持。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

艾尔文总统于1989年大选中获胜，结束了长达16年的军人政权，但经济上仍继续执行上届政府的政策，智利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通过艾尔文总统访华，两国关系在继续稳步前进。

- 未完待续 -

【作者：徐中夫 整理：徐同同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