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被关了3年后出狱。漫画家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

1949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被关了3年后出狱。漫画家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未料，周作人不领情，还批评道：“丰子恺的画，油滑肤浅！丰子恺的翻译，不能出版！” 周作人似乎从未能挣脱哥哥的阴影，直至他去世时，依旧是“鲁迅的弟弟”这一标签。虽然他活到了82岁，但其晚年的生活却颇为不堪。 周作人的一生并非从一开始就充满阴影。出生在浙江绍兴的周家，家境曾经显赫，周作人作为家中的二儿子，生活起初是无忧无虑的。家庭的变故从他年幼时便开始了。周作人的祖父因考试舞弊被清朝政府判处死刑，父亲为了保住祖父的性命，倾尽家产。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得周家的经济状况开始下滑，家族的荣光逐渐消失，鲁迅早早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尽管家境贫困，鲁迅依然全力支持周作人，包括为他安排留学的机会。周作人赴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鲁迅不仅安排了周作人的学习，还聘请了羽太信子为家务管家。 羽太信子不仅处理了周家的一切事务，还以其细致周到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得体，慢慢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两人日久生情，最终在1909年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成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关系破裂的导火索。鲁迅对这段跨国婚姻有着深刻的顾虑，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跨国婚姻在中国社会中并不被广泛接受。更何况，羽太信子原本是下女出身，在日常生活中，她的奢侈挥霍行为，也让鲁迅越来越不满。由于羽太信子一手掌控家中的财政，鲁迅发现她不仅挥霍无度，甚至让家庭陷入了困境。鲁迅对弟弟和弟媳的生活方式提出批评时，周作人未予理会，这种不作为最终导致了两兄弟的关系日渐疏远。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周作人在后来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选择。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北京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中。 周作人原本有机会离开北京，但他选择留下，最终成为汪伪政府的成员。早期他曾拒绝过与伪政府的合作，但在一次刺杀未遂后，周作人为了自保，接受了汪伪政府的邀请，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及其他职务。 在汪伪政府的庇护下，周作人写作大量美化汉奸政权的文章，宣扬中日亲善。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周作人走上了汉奸的道路。 日本战败后，周作人也没能逃脱应有的惩罚。他被抓捕并判刑，失去了名誉和自由。在监禁中，他依旧为自己的选择辩解，称自己是为生活所迫，始终无法承认自己当过汉奸。直至解放后，他依旧试图为自己争取宽恕，但社会对他的态度早已改变，许多人因其曾在侵略者的政府工作而对他避之不及。 1949年的初春，周作人在狱中度过了三年的岁月后，终于获得假释出狱。然而，出狱后的周作人却发现，生活的困境正等待着他。战乱的洗礼，家道的中落，让他不得不为生计发愁。周作人需要赚钱养家，但是一个文人，一个刚出狱的文人，能做些什么呢？ 茶余饭后，周作人翻看着狱中写下的《儿童杂事诗》，灵光一现。他想，何不将这些诗发表出来，赚取些许稿费呢？于是，他以＂东郭生＂的笔名，开始在报纸上连载这些诗作。这些写在饼干盒子上的打油诗，记录了儿时的点点滴滴，有清明节上坟的情景，有孩童在书房嬉闹的欢声笑语，也有江南傍晚家居吃饭的温馨。虽然周作人身陷囹圄，笔下的童谣却俏皮谐趣，没有一丝愁绪。 然而，事与愿违，连载的反响平平，《儿童杂事诗》的出版似乎遥遥无期。周作人的处境，让友人丰子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丰子恺是著名的漫画家、文学家，他的漫画以天真趣味著称，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编辑找到丰子恺，想请他为周作人的诗配插图，以提高书的销量。 丰子恺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他看来，周作人虽然犯过错，但眼下生活困顿，自己理应伸出援手。于是，丰子恺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创作。他仔细揣摩周作人的每一首诗，试图用画笔捕捉诗中的童趣。在绘制插图的过程中，丰子恺不禁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些在田野奔跑、在溪边嬉戏的日子，让他的画笔平添了几分温情脉脉。 功夫不负有心人，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配了69幅插图，几乎与诗作的数量相当。有了丰子恺的加持，这本诗集仿佛重获新生，销量在短时间内大幅攀升，周作人的经济压力也随之缓解。丰子恺的善举，让这位落魄文人看到了人间的温情。 然而，好景不长。当周作人拿到书稿时，他却对丰子恺的插画颇有微词。在他看来，丰子恺的画风＂浮滑肤浅＂，与自己诗作的内涵不符。周作人对友人的帮助并不领情，反倒发表了一通＂恶评＂，言辞中尽是对丰子恺的不满。这位京派文人眼中，海派画风的丰子恺，实在是难以企及自己诗作的艺术高度。 周作人的＂恶评＂，着实让人惊讶。在他困顿潦倒之时，是丰子恺的慷慨解囊，让他的诗集得以面世。而周作人非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对恩人评头论足，未免有失文人风度。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周作人之所以不满，或许只是艺术追求的差异使然。